1 引言 对外来事物的称呼,与该事物的传播情况息息相关——称呼的演变能体现传播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背景能帮助解释称呼的来源。甘薯和马铃薯是16、17世纪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外来作物,汉语各方言对它们的命名,既与本土原生作物的名称有密切关系,又反映出它们的传播历程,是研究外来事物命名方式与方言分布的极好样本。历史学家和农业学家对这两种植物的传入过程作过诸多讨论,将这个问题与语言学联系起来的,始于周振鹤和游汝杰(2006/1986:110)。高晓虹和刘晓海(2008)讨论过甘薯和马铃薯的命名,但主要着眼于“番、洋”等描写性修饰语,未分析这两种植物的全部名称。岩田礼(2009)分析过一系列汉语外来事物的名称,并绘制了语形分布地图,其中也涉及到甘薯和马铃薯,但收集的名称并不全面,分析也还相对简略。孙玉文(2014)在研究“苕”的语源及其语义演变时亦简要涉及了甘薯的名称及其分布。 本文拟以《汉语方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大词典》及各地方言志、方言词典为材料,考察汉语各方言对甘薯和马铃薯的不同称呼,并与历时考察相结合,分析这两种作物的命名方式及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来事物命名的一般规则。 2 甘薯的名称类型 甘薯是原产于中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的旋花科植物。据何炳棣(1979),甘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由陆路从印、缅入滇,几乎同时由海路从吕宋入闽,到18世纪进入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带。 各类汉语方言词典记载了对甘薯的百余种称呼。这些名称都可分析为[修饰语+中心语]形式。修饰语成分可分为六类:1)“外来”义:番;2)“山地”义:山、地;3)颜色词:红、赤、朱、白、黄①;4)“甜”义:甘、甜、糖;5)其他(形状、外观、口感描写):根、花、饭、沙、粉;6)无修饰语:
。中心语可分为两类:1)薯类:薯、苕;2)非薯类:芋、山药、瓜、萝、萝卜、葛、茹、茴。 所谓“薯类”和“非薯类”并非生物学上的分类,而是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在现代汉语中,“薯、苕”在无标记的情况下指的就是甘薯,②而“芋”等在无标记情况下指的是其他植物,这些词被用来指甘薯,多出于形状、外观方面的比附和隐喻。 中心语又有一些变体。常见的情况是加后缀,如“薯”派生出“薯子、薯仔”,“芋”派生出“芋头”,“苕”派生出“苕儿”,“山药”派生出“山药儿”等,较少见的情况是语音重叠,如“薯薯”。 “山药”的情况稍有特殊。它本为偏正结构,但中心语“药”并非一般农作物名称,且在甘薯和马铃薯的命名中,“药”永远只与修饰语“山”搭配,“山药”作为一个整体可再与其他修饰语搭配,如“白山药、黄山药”等。因此与其将“药”单独列为中心语的一种,不如将“山药”这个复合词视为中心语。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搭配组合构成的称呼见表1。
除此之外,还有冠以两个修饰语的情况,如“红番芋、红番薯、红山芋、白番芋、白番薯、白山芋”等。但两个修饰语并非共时平行叠加的。以“红番芋、白番芋”为例,应是先有“番芋”一词,又由于这种薯类有红色表皮和白色表皮两个品种,于是再加上修饰语“红、白”加以区别,久而久之,亦凝固成词。如崇明方言中兼有“番芋、红番芋、白番芋”三词(张惠英1993),丹阳方言中兼有“山芋、红山芋、白山芋”三词(蔡国璐1995),第一词是泛指,后二词则是下位分类。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记载,中原官话(山西襄汾、河南郾城)、晋语(山西平遥、河南获嘉)、西南官话(湖北宁远)等中有“白红薯”一词,这是“红薯”作为甘薯的通称固定下来后,非红皮的甘薯又加上“白”以示区别,二者也是上下位关系。 3 甘薯的名称分布 将上节修饰语、中心语类型在地图上进行标注,能得到以下结果:
从地图中可以发现,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地理分布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结合历时文献记载来看,共时的方言分布,也与这些名称的历时发展更替有关。 3.1 修饰语 3.1.1 “外来”义类 “番”类修饰语(1—1类)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西至广西中部,南至海南三亚,北至江苏南通,覆盖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全境,以及广西中东部、江西东南部和江苏东南部地区。这类修饰语说明这些地区对甘薯的“外来”属性认识比较明确,接触它的时间也最早。这类称呼,反映的是事物传入之初的命名。“番薯(藷)”之称在明代甘薯传入不久之后就有不少记录。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