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汉语动补结构的衍化看离合词的成因

      所谓离合词，是由双音节语素构成、以动宾结构为主体、可离可合而意义基本相同、口语方言色彩浓厚的具有句法属性的词的单位。离合词的合并状态表现为词，离析状态表现为词组。它是现代汉语中特殊的一类，是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中间状态。①离合词有四种基本结构：1）动宾结构，如“上课、上学”；2）动补结构②，如“推翻、进去”；3）偏正结构，如“灰心、红脸”；4）主谓结构，如“心软、嘴硬”。动宾结构离合词的数量占离合词总量的97%。③动宾结构离合词是如何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呢？本文试图从古代汉语与株洲方言中的动补结构来考察动宾结构离合词的发展历史轨迹。

      一、古代汉语和普通话的比较

      从先秦到元明，汉语单句结构中动词和宾语之后都有一个X的位置，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处所、对象、用具、方式、时间、数量等，记作V+O+X。例如：

      

      在上古汉语中，X均置于V、O后，V和X代表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V为中心动词，一般由及物动词充当；O为中心动词的宾语，一般由名词充当；X对动作行为进行说明，一般由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短语和数量短语充当。

      中古以后，VOX结构出现了以下两种变化：

      （一）VXO结构：随着可分离式动补组合中两个动词成分边界的消失，VX开始出现融合，O置于VX之后。例如：

      

      （二）“V得OX”结构：随着动补结构发展的不断成熟，体貌助词系统开始逐渐建立，在动补结构中，出现了可插入表可能的补语标志——结构助词“得”。如：

      

      例（9）（10）中，可能性补语“得”分别插入动宾结构之间，置于O之后的补语对动作行为的结果和程度进行说明，结果补语一般由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以单音节动词居多，记作“V+（得）+O+X”。有意思的是，“VO（不）X”为“V（得）OX”结构的否定形式，“不”与“X”均未前移。例（11）中，“不+X”置于VO“结婚”之后，对动作行为结果进行否定，表示“结婚”这个结果没有实现。

      延续到现代汉语中，以上这两种变化表现为以下形式：

      （一）VXO结构与VOX结构并存：

      A.VXO结构：X插入VO之间，可分别引入动作行为的处所、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对动作行为的结果和达到的状态等进行限定和说明。例如：

      

      B.VOX结构：由于融合不充分，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动词性成分可以同时表现为VXO结构和VOX结构，如上例（14）中的“挨”和“近”逐渐融合为一体，宾语成分“年关”紧随其后；同时，“挨近”中间允许插入第一个动词的受事宾语或第二个动词的修饰、限定性成分，意义保持不变。例如：

      

      另外，在书面语或报刊标题中，动宾成分后能够直接连接处所名词和时间名词，省略介词，表现为VOX结构。例如：

      

      （二）“V得XO”结构与“V不XO”结构并存：将“得”与“不”置于结果补语X之前，分别对事件结果的可能性进行肯定和否定。例如：

      

      语言是一个发展的动态有机系统，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V+O+X”结构表现为“V+X+O”结构与“V+得+O+X”“V+O+不+X”结构的逐步发展，延续到现代汉语中，分别表现为“V+X+O”结构与“V+O+X”结构并存，“V+得+X+O”和“V+不+X+O”结构并存。这样看来，动补结构从上古以来的发展衍变是否会对现代汉语动宾结构离合词的产生有影响呢？在探讨离合词形成的时候，若越能尽可能全面，就越能客观地还原出语言的真相。方言作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保持联系的介质，承载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以湖南株洲方言为例，寻找动补结构在离合词产生过程中留下的相关佐证。

      二、株洲方言和普通话的比较

      唐代诗人张籍在《元嘉行》中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在南方方言中，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年间中原汉语的原貌。西汉末年杨雄整理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里提到的“南楚江湘之间”的方言情况，应该就是后世湘方言的源头。株洲方言是湘方言的主要方言，株洲地区早在远古时期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至今还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株洲古称建宁，后名为“槠洲”，《湖南地方志》说，“槠洲”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正式定名为“株洲”。株洲方言属于湘方言区新湘语长（沙）益（阳）片的一个方言点，其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都有一定的特色，与普通话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以下主要为株洲方言中离合词的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