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变化和媒体特性的变迁，我国新媒体空间的“公共性”程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们的交往空间，开始从虚拟渐渐走向现实。而随着智能化社会网络高度便捷化，混沌嘈杂的网络空间渐渐从无序进入有序阶段，人们的意见表达方式也悄然发生变革，最突出的就是舆论回归理性。平台技术、模式、信息传播方式等的进步带来公共领域特性的提升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下，转帖、书写互动渐渐成为中国人日常交往的行为，发布、关注、评论、点赞、转发和私信这些社交媒体的功能渐渐转化为人们日常主要的信息方式和精神活动。 从最近腾讯科技针对95后网民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兴趣化社交在互联网新生代的社交网络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兴趣化社群将会是下一代社交网络的一个趋势(韩依民，2015)。社群除了能通过兴趣建立连接外，也能通过内容建立连接，从本质上来看，当下的网络社交其实就是寻找话题建立连接的过程，通过移动互联网垂直化内容连接起来的社群相对于PC互联网时代更具有社交活力。社交媒体改变了中国人的沟通方式和思维方式，移动互联网在提供诸多便捷的同时，也培植了人们许多新的习惯，人们花费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来越多，对其依赖就越深。网络传播技术的创新为网民提供了新的社交“圈子”，交往的方式也越来越简单，于是，PC互联网信息渐渐转移到移动互联网，各种娱乐、各种“秀”、各种花边新闻、内幕真相、历史掌故……无论信息多么芜杂、混乱，在刷屏求关注的博弈之后，便需要一个讨论的空间——议事空间。社交媒体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讨论空间。在社交媒体的各种议事模式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转帖充当人们话题的由头，由此展开交流。这种交流的圈子会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微信群，类似于现实中的社交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嬉笑怒骂、百无禁忌，因为他们的构成无非是同学、同行、战友、朋友。朋友聚会的空间，除了娱乐、交流信息，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事”，那么，无论是朋友圈、还是名目繁多的群，大家能够聚集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把这里视为自己可以表达情感、讨论事情、寄托精神的场所，虽然是虚拟的，但存在感极强，时间越久黏性越强，人们会将其视为一个精神释放的场所。 一、社交媒体：从“广场”模式回归“议事厅”模式 相比PC互联网时代的社区、贴吧、博客，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QQ等形式体现出高度的黏着性和超强的互动性，私人化交流带动公共舆论的倾向开始成型。从早期的BBS到今天的微信群，网络媒体的社交功能正从“广场”传播形态渐渐转入私人空间的“议事厅”形态。在PC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由于虚拟、匿名等缘故，网民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本能驱使下的群众心理，造就了舆论的“广场效应”，有共同需求的人迅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网络上的社区空间，他们相互感染，谩骂、讥讽、起哄、人肉搜索……不一而足。在这个以批判、审判为主要内容的言论广场中，头脑清醒的个体很容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从众的网民。他们虽是陌生人，相互之间几乎毫无关系，但因为广场——同一时间、空间——走到一起，并彼此产生认同感。网络“广场”议事模式，只有狂欢，没有对话，缺乏沟通，很容易进入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受众其实是不具体的，情绪发泄者并不一定需要有人来“聆听”或“接招”，意见因而也具有一维性，即按照网民的诉求和意愿处理事件。因此舆论常常具有民粹化的霸权性质，不具有交往沟通性，也就构不成议事的条件。PC互联网时代形成的舆论“广场模式”，并没有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而消退，即使是作为社交媒体的Twitter和微博出现，“广场模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广场模式”是社交媒体早期互动性较弱的产物。当网络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社区、社交平台会迅速形成关注人群，在新浪微博中“大V”无疑具有引领舆论的天然优势，他们长期发文并培植了一批黏性很高的粉丝。当“大V”就具体事件发表意见时，常引起粉丝们的关注和点赞。然而，通常“大V”并不与粉丝进行实时沟通，单纯的留言、评论、点赞与单纯的信息浏览并不代表互动书写的实现，而转帖也只是最简单的单项数据传输。“加关注”是微博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加关注”的方式来主动将某人作为自身的信源，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对话互动，在被关注者与关注者之间实际上是“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角色关系。这种角色关系导致了两者角色权利的非结构性失衡：被关注者选择关注者的空间很小(只能通过加黑名单的方式剔除某些“粉丝”)，而关注者选择被关注者的空间却很大。很显然，因意见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始终是虚拟的。 “广场模式”较弱的互动性造成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因而在具体事件中网民容易被误导。作为一个具体个案，几年前的“伦敦骚乱事件”或许有助于破解新媒体空间的这种虚拟共同体特性。2011年8月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发生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其导火索是2011年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29岁的黑人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8月9日，骚乱已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等地，打砸抢在许多城市都有发生，一时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在一个高度民主化、法制化的国度，民众为何变得狂放不羁、为所欲为?为何敢公开、大胆动员上街参与抢劫?为何幼稚到胆敢将抢来的物品放到网上炫耀?说到底，那就是“大多数正义”的广场心理在作祟，加上“正义”、“合法”等外衣的包装，就很容易产生共同体认同，在Twitter、Facebook和蓝莓手机共同渲染的“广场”氛围中，网民失去了判断力，缺乏理性互动沟通，极易被蛊惑，因为在缺乏实时互动的虚拟共同体中，抗议事件迅速转化为街头暴动，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自然就转变为暴徒。反观这一事件，广场模式的动员性无疑是很强的。虚拟共同体中的成员，大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这种错觉导致了许多人干出了违法的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广场模式”所营造的共同体幻象左右了人们的思维。 社交媒体在QQ时代就具备了交互性，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一直不是很强，直到微信出现才有改观。在社交媒体时代，点对点传播实现了现场感体验，那种众声喧哗的“广场效应”没有了，因此，压倒性的舆论声浪也随之消失，对话在个体之间展开，于是，就具体事件、议题来说，没有七嘴八舌的噪音，只有心平气和的交谈，在此情形下，所有非理性的发泄，在这个空间都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发泄也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继续交流。于是，交往沟通进入了一个有序状态。转帖、评论、点赞、加关注都在有序状态下进行。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又一个“议事厅”的意见外泄和彼此接力，外泄的方式就是继续转帖。因而，此时的舆论更具有可靠性。一个很有趣的参考指标是，随着这种形态的转变，PC互联网时代十分活跃的“网络水军”渐渐失去其市场，“水军”的变化，反映出“议事厅”模式下可以操纵的虚拟舆论空间收窄了，原来可以混在“广场”中的虚假舆论，随着“广场”的消失而消退。“水军”可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水军的兴衰起伏，与中国互联网的进化相互交织，他们是社交时代的镜子，折射的不仅是屏幕上的瞬息万变，还有公众意识和舆论的更替变迁。”(王奕，2015)可以说，“议事厅”模式帮助网民重建了公众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