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

作 者:
王旭 

作者简介:
王旭(1987- ),男,安徽安庆市人,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政区地理和宋史研究,sswangxu@aliyun.com。广州 510632

原文出处:
地域研究与开发

内容提要:

运用乡分布疏密度、新设州县数、年平均增长户数及单位面积内户数4个指标探索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力图摆脱定性描述的桎梏,为定量分析拓展新的路径。总体来说,北宋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快于南宋。北宋初期,江南西路的经济带是洪州东部—筠州—临江军—袁州东部一线,筠州则是该经济带内最为发达的地区;以该带为界,南北部的经济水平较低;同一州军内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经济带有南移的趋势;筠州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抚州、建昌军的地位则上升;东部地区开发的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各州军经济有趋于平衡的趋势,但其内部中小尺度区划的经济水平仍有明显的差异。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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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3)06~0166~05

       修回日期:2015-10-07

       宋代是江南西路经济的大发展时期,这种发展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工矿业、商业等多个方面[1~7]。但目前的研究或单述某一门类,有以偏概全之弊;或依据无数字的文献材料概括叙述,不能反映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还有一些学者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8]。一般情况下,户口数量与经济水平成正比例关系,但问题是现存的人口数字最低一级一般只到州、军,再向下到县就“望尘莫及”了。古代的县境较之今天更为广大,各县之间,甚至县内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史料匮乏和方法缺乏创新,对于中小尺度区划的经济格局一直难以深入研究。针对这些不足,本研究交叉运用乡分布疏密度、新设州县数等指标探索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

       1 南北宋江南西路经济发展速度差异

       以“靖康之变“为界,宋分南、北,各约一百五十年,其间经济发展速度有快慢的变化。总体来看,北宋要快于南宋。理由有二。

       (1)北宋新置军、县数大大多于南宋。新设州县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9]。”新置州、军虽然受政治、军事、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以经济开发程度为主要依据。从统县政区的情况看,宋代江南西路增加了南康、南安、临江三军,这三军设立的时间分别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淳化元年(990年)和淳化三年(992年),无一例外都是在北宋初年,而南宋时期则未增加新的统县政区。

       从新置县的情况看,北宋也多于南宋。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史料的记载可作表1。

      

       根据表1,江南西路在宋代时新置十一县,其中北宋占9个,南宋仅占2个。说明江南西路在北宋时已经开发较为成熟,南宋时虽有开发,但程度必定不如北宋。

       (2)北宋增长的户口数大于南宋。根据相关材料可作表2[10~11]。

      

       对比表2中五组户口数,太平兴国年到元丰三年约96年间增加了895981户,年均增加9333户。元丰三年到崇宁元年22年间增加了199905户,年均增加9087户。崇宁元年到绍兴三十二年60年间增加了226647户,年均增加3777户。绍兴三十二年到嘉定十六年71年间增加了376591户,年均增加约5304户。

       对比年均增长户数,崇宁元年(1102年)前的2个时段保持较稳定的户数增长率,都为9000余户,较之其他时段,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南北宋之交的年均增长户数最少,仅3000余户,而人口数不升反降,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南宋政权稳定后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恢复,年均增长户数恢复到5300余户,人口数也有较大增长,但仍不及北宋中前期。有学者认为江西出现了3次大的人口涨落,隋唐时期户口逐步回升,至北宋崇宁(1102年起)年间开始进入第二次人口高涨期。持续增长近200年[12]。但从数据分析来看,北宋中前期江西地区已经进入人口增长的高涨期,而非始自崇宁年。南北宋之交户数增长缓慢,人口数有所下降,所谓的人口自唐末至宋代崇宁年“持续增长近200年”乃作者臆断,不足信。

       2 北宋前期江南西路的经济地理格局

       “乡”最初是政府为了收取赋税和管理的方便而划分的区域,因此,具有指示空间范围和户口的功能。宋代时,乡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观点已被学界认同,但对于变化时间及变化程度却存在较大的争议。王棣认为乡只是具有基层赋税职能的财政区划[13]。夏维中认为乡的地域化转变是在至和二年(1055年)停止佥选里正之后,而在此之前,乡仍然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并与乡以下基层区划有着一定的统属关系[14]。鲁西奇则认为在北宋初年,乡已经成为较单纯的地域概念,并非在至和二年(1055年)之后[15]。这里以江南西路为例进行分析。根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各州军的户、乡数可作表3。

      

       分析表3可以看出,各州军的乡均户数虽然有些差别,但并未脱离1500户这个中心,乡还有指示户口数的功能。这一结论也有文献材料支撑,熙宁变法时政府仍然试图固定乡均户数,《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二载:“乡之中以二百五十家为保,差五十小保长,十大保长,一保副,一保正,号为一都。”万历《义乌县志》卷二《方舆考·乡隅》亦载:“熙宁中行保甲法,以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每十大保立一都保,遂以二十六乡为二十六都保。”虽然地方在实施“保甲法”时会“因地制宜”,各乡户数未必完全整齐划一,但大体不会偏离得太离谱。故可通过乡的分布情况来推断宋初江南西路的经济格局,见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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