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以后，具体地说是从南宋王朝开始之后，南部中国的海洋经济较此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海上贸易(包括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有长足的进步，其所依托的陆上经济腹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也有较大的提高。这里所说的南部中国，主要指南宋辖境内的东南、华南地区，而不包括其西南和西北地区，以及南宋之后元、明、清诸王朝的同一区域。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精耕细作高产的农业，逐渐扩展到闽、广等地，为商品性农产品的外销提供了基础。其中，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进入海内外市场并占有重要地位。再者，南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从而促进了其产品的外销。由于东南、华南商品贸易市场向海外的扩张，促使海外贸易持续发展。这样，就形成了南中国海洋经济与陆上经济的有机结合。当然，这种发展势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前行。南宋中叶这一发展状况曾达到一个高峰，宋末元初历经战乱，此发展势头受到抑制，但明中叶以后发展高峰再次出现，直至清初“迁界”。经过休养生息后，发展势头再一次出现，至鸦片战争前，南中国以陆上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海洋经济，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之上又有所提高。 南部中国如此长期的海洋经济发展，并非偶然。从长时段的、总体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固然是陆上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封建社会后期南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与经济重心南移相伴而行的)，人口压力和土地资源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向海洋寻找出路。再者，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方的封建政治中心，对南方的控制相对薄弱。中央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稳定民心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对南中国的海洋经济网开一面。当然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利益至上的统治方式和传统，也有力地抑制着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以致中国几次错失了进一步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当“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的全球性扩张时，中国的海洋经济并未做好应对的准备。虽然明清时期“大帆船贸易”一度使中国以丝、瓷、茶等为代表的出口商品占据世界市场的优势，大量白银流入也一度使南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更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但最终敌不过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的海上征服(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征服)。全面地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和教训，显然十分必要，但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文仅想从有限的史料中，简单地梳理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并以中西海洋观的差异，来衬托出中国海洋经济历经数个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同时，其所受到的沉重的思想意识的制约。 有学者指出，“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①。然而，这只是狭义的概念。笔者认为，广义的海洋经济概念应在包括陆地经济在内的整体社会经济中加以定义，亦即海洋经济是依托于相应区位的陆地经济，但主要是面向海洋的经济活动，当然此类经济活动是与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二者往往难以区分。还必须注意到，各国各历史阶段，其海洋经济的地位亦有所不同。海岛型国家是以海洋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大陆型国家中海洋经济是附属于陆地经济的，虽然其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成分要更高些，有的甚至重于内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海洋经济在层次上远高于封建社会时期，这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部的海洋经济。 南宋时期南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是基于该地区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此间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已经成为常态。从北宋开始，就出现了“福建路产铁至多，客贩遍于诸郡”②，“自来不产铁”的两浙即仰赖“漳、福、泉等州转海兴贩”③的情况。另外，福建所需粮食却要仰赖外地运入，南宋时“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④，“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籴价翔贵，公私病之”⑤。其中，自广东运往福建的粮食又是经由海路，而福建的手工业产品运往外地，也不排除海路的选择，因为福建多山，陆路难行，海路的成本可能更低。这样，至少是在浙、闽、粤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市场。 对外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必然延伸。南宋海外贸易依托于南中国内部的商品经济而迅速发展，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种发展又不是居于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内部需求，而有复杂的原因。南中国不像北方那样拥有大平原，而是以丘陵山地为主，只有沿海地区拥有河流入海处的三角洲平原，以及其他较为狭小的平原。宋金战争推动大量人口向南挤压，加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南中国地少人多的矛盾骤然凸显。南宋初，浙江东、西路和福建路的人口比北宋时增加了约1/3，而荆湖北路人口减少了约2/3，就是战争挤压的结果。至南宋中叶，著名学者叶适即提出“分闽浙以实荆楚”的人口迁移建议⑥，从反面说明当时东南地区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已臻极限。因此，向海洋寻找出路是解决人口相对过剩的有效途径之一。 而从封建政府的角度来看，海外贸易还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已有学者指出，北宋政府通过舶来品的销售获得巨大收益，从而支撑了其庞大的财政支出。⑦这种情况同样可以解释南宋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动因。南宋朝廷在泉州设“南外宗政司”管理南迁的皇族，就是因为泉州同时设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以市舶收入供应官僚贵族的消费是南宋朝廷发展海外贸易的动力之一。因此，在错综复杂的诸种因素的推动下，海外贸易构成了南宋时期南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成分。然而就其动因而言，却缺少国家内部因产业的发展向外寻找、拓展市场的因素。可以说，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推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