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权转移:宋代内藏与左藏“博弈”的依归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春林(1978- ),男,河南叶县人,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宋代财政史,政治文化史。四川 成都 611130

原文出处: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作为宋代皇帝私有的内藏库,与隶属于三司或户部的左藏库,同样承担一定的国家财政职能。但由于内藏库具有皇帝私财的性质,在国家财赋分割上对左藏库财权造成一定的侵夺。北宋前期,内藏赋入从来自国家财政节余转向不断设置的固定窠名,使得国家财权进一步集中,计司所属的左藏库则开始入不敷出,国家常规性财政支出常捉襟见肘。元丰改制后,中央财库出现御前、户部、朝廷三库鼎立的财政现象,具有国家财政身份的左藏库进一步被弱化;南渡以后,宋廷增设了与左藏库相关的左藏南库及左藏封桩库,但左藏体系的国家财库并没有逾越内藏的优势地位。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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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4-12-11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5~0221~06

       宋代左藏库属户部主管财库,实为国家财政核心机构,与内藏库共同职掌国家财政收支,但其在财权上往往让位给内藏库,纵观两宋财政发展历程,内藏似乎不断剥夺左藏的财权,以至于南宋中晚期,左藏库的财政职能近乎虚无,这种内藏与左藏“博弈”的财政面相有助于揭示宋代的国家财政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此前有关宋代内藏与左藏关系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梅原郁的研究,他认为宋代左藏经常支出国家行政人员的俸禄,以至于无钱应对其他公费支出时就向内藏借钱,从而与内藏扯上关系。[1](51)这种认识固然无可厚非,但宋代内藏与左藏并不完全只是借贷关系,两类财库的财权分割或内藏财权的过度膨胀仍然值得深究。此前笔者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粗浅的探讨[2],但没有针对两库之间财权如何转移,以及宋代中央财政如何变迁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这也是本文意欲研究的初衷。

       一、内外迥异:两库财政地位的历史分歧

       关于“左藏库”一词,宋人只追溯至唐代。《新唐书·食货志》云:“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3]按赵宋王朝建立之初“贡赋悉入左藏库”[4](690),显然承袭唐制,同时也说明左藏库实为国家财政的中流砥柱。关于宋代内藏库,宋人认为其名得自于《周礼》,“古者,关市之赋,以待膳服;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式贡之余,以共玩好。”[5]并不承认传承自唐代体制,尤云:“惟宋朝尽去汉唐之弊,而复周公之遗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归之奉宸库,在周则为玉府;凡山泽盐铁之赋皆归于内藏库,在周则为内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6]表面看来,宋代内藏似与左藏共为周官中的内外府,负责国朝内外财赋管理。实则并不尽然,在周的内府可能突显出天子私财的特征,这是宋儒并不乐见的。北宋中期三司使田况就曾献策说:“《周礼》:内府受九贡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异,非天子之私藏也。”[7]当然,田况献策时正值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之际,计司急欲介入内藏库管理,在内藏与左藏之间建立了元丰库,直接听命宰相,宋儒对内藏库的私财性质有所纠正便好理解。南宋时,汪应辰曾上《应诏陈言兵食事宜》说:

       太府掌九赋、九贡之贰,受其货贿之入,共颁财则以式法授之,而式贡之余财,则以共玩好之用。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展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8]

       汪应辰所谓“无内外之异”,显然是指左藏行使了内藏出纳权。宋神宗追求天子至公形象也好,宰相财库诞生也罢,在宋儒眼里,内藏公财性质业已淡化宋代财政上的内外之别。然而,我们万不可以为宋代内藏库的财政性质就是单一的公财或私财,更不可认为它与左藏库的财政地位近乎相同。

       不管怎么说,从宋儒言辞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内藏库沿传《周礼》或汉唐的痕迹,作为天子私财的性质也就无法改变。宋儒谈及内藏库一直耿耿于怀的主要是“专以内臣掌之,不领于三司,多少虚实,有司莫得而知”[9](4758),这在整个宋代虽然有小的变动,管理上的隐蔽性基本未曾改变。尽管宋仁宗在三司借贷内藏钱物时口口声声对宰相张士逊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9](2634),但只有内藏钱物管理保持其特殊性,收入才能稳定。内藏管理上的隐蔽性,主要体现在不受三司管理,这对主控国家财政收支的三司而言,实在是有苦难以言表。左藏库作为三司体制下户部的财库本来应承担国家全面的支出,收入上主要来源于天下租税,实际上其财力只够支付中央官员的俸禄。据史载,绍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据吕颐浩奏,宣和中,户部支费每月不过九十万。绍兴三年,户部之费侮月一百一十万。……户部岁收一千八百万,岁支亦一千八百万。每月所破宫禁百司三衙请俸,非泛杂支之类一百五十余万。[10](5805)

       庆元三年六月十九日,臣尝因中都官吏俸禄与夫兵廪支费,求其所以会计之说。熙丰闲月支三十六万,宣和末用二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月支犹不过八十万。比年以来,月支不下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10](5807)

       由此可见,左藏钱物根本无法应对其他国家支出,这样的境况下三司必须考虑向天子借贷,“有非泛浩繁之费,则请于朝”[11]。这样一来,三司的财权固然有所削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内藏在收入上的特殊性,再深究我们还会发现,内藏的特权仍旧得益于其私的性质。

       纵观宋代史籍,我们会发现内藏与左藏的管理机构相差无几,都设有监官、使、副、胥吏。《宋会要·职官》载:“(内藏)诸司使副内侍,置为监官,或置都监,别有内侍一人点检。”[10](5675)但左藏库的监官却是文臣或武官,熙宁元年七月十三日,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王珪等上言:“乞将南、北两库添差文资一员,各令监官,内南库文资一、使臣二;北库文资、使臣各一。”[10](5687)绍兴七年二月十五日,宋高宗下诏:“左藏东库武臣监官带同字结衔。旧额左藏库官,文臣一员监、武臣一员同监。”[10](5688)至于使、副之职,左藏与内藏也有细微差别。元丰改制之前,左藏与内藏都设有库使、副,左藏库使、副较之内藏库使、副阶级要低。[1](49)官制改制以后,左藏库使改成武显大夫,内藏库使改成了武德大夫,阶级仍然有高低差别。[10](7155)值得关注的是两类财库中的胥吏,梅原郁先生考证说左藏库的胥吏地位介于官和吏之间,主要来源于恩荫、买官,经管财货库藏的主要是库子、拣子、搯子、秤子等下级胥吏。[1](49)这些胥吏在内藏库中也有,从文献记载中看不出两者明显的品阶差异,但元丰改制以后左藏承担了内藏的出纳之责,内藏库的下级胥吏急剧减少。熙宁五年二月,饶、池、江、建等州新铸钱每年不再尽输内藏库后,内藏库的钱物管理似乎有所减轻,“仍乞减放兵士、库掐子、节级共三十人归左藏库,每日只轮差库掐子三人赴库,如遇诸处支纳钱,实据合使人数逐旋于左藏库计会勾换。”[9](5602)但这并不反映左藏与内藏财政地位的此起彼伏。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就曾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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