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发端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在随后的19世纪里逐次扩散到欧洲大陆、美洲与亚洲。启动工业化的各国也随之开始记录与核算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加上指数编制技术的开发，使得估计复杂的工业总量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差异成为可能。虽然当时对工业增长的估算不断增多，但是在估计质量与可比性方面却没有太多的改进。①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民收入账户体系(SNA)诞生，世界各国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这一可以跨国比较的体系核算各国工业的长期表现。根据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的规范定义，核算工业化的核心指标主要有三项，分别为各国的工业增加值、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及工业增长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er Hoffmann)在20世纪40、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已不再局限那些不可比较的产量指标，而是尝试使用上述三大指标，核算了英国1700～1950年的工业增长和德国1850～1960年的工业增长，②对推进世界工业化的量化研究贡献巨大，以至于他的著作现在还是欧洲工业化史中的经典文献。 中国尝试使用现代统计方法进行农工商调查肇始于晚清的最后十年。清朝覆亡后，民国元年(1911)十一月，北洋政府工商部(次年改称农商部)以部令颁布农工商统计表式和调查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查。农工商调查从民国元年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先后进行九次，经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汇总编纂，最终形成民国元年至九年共九次“农商统计表”。在这批统计表中，专辟《工业》与《矿业》两章记录有关企业(雇佣7人以上的企业)、劳动和各种工矿业产能等信息，弥足珍贵；另外，191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上卷的《工业》部分不仅包括了1911/1912年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的调查数据，而且收录了清末的部分工业调查资料(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是目前存世的关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业/手工业情况的最早、也最全面详实的调查统计数据。然而，由于调查的省份不完全，特别是从1915年以后，调查报告的省份不断减少，到最后的1921年只剩下全部省份的20％，只有6个省份(总数为26个)；而且，被报告的数字中许多前后矛盾、显而易见的错误，同时计量单位也十分混乱。③所以，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经济史学家使用这批统计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30年，工商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但是，调查所得的数据仅仅涵盖16个省份的34个主要城市，其覆盖面相当有限。④1937年，刘大钧出版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此次调查“其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即较诸英美工业普查之项目，亦有过之无不及也”，⑤这本调查报告成为了后来学者估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的主要数据来源。以此为依据，刘大钧在英文版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一书中，开创性的使用增加值的方法测算了1930年代的中国工业增长。⑥嗣后不久，巫宝三等人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更为全面地估算了1933年中国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增加值。同年，巫宝三在他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一方面对1933年工业产值，主要是对机器工业的增加值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以修正结果为基础，建立了1929年、1931～1936年和1946年的工业增加值数列。⑦1965年，刘大中与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一书中，重新评价了巫宝三等人当年使用的主体资料——《中国工业调查报告》，采用了新的测算口径，从而得到了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的新估值，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⑧尽管如此，由于资料与方法所限，几乎没有华人学者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核算回溯到19世纪，更不可能测算中国工业在不同时期的世界所占的比重与地位。 然而，在西方学界，1982年，法国经济学家布洛赫发表了他对1750年、1800年、1860年、1880年、1900年、1913年、1928年、1953年和1980年等9个年份世界主要国家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估算，并以此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他的主要结论是，至18世纪中叶，中国依然是世界工业大国之一，欧洲在18至19世纪的某个时段内则超过了中国；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又后来居上，⑨英国经济史学家艾伦(Allen)称这一变化趋势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世界循环”。布洛赫有关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量化研究一经提出，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逐渐成为了被各国学者广泛引用的重要文献。 尽管如此，布洛赫的量化研究，特别是对1952年之前的估算，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因为他的许多估算或完全是建立在简单的假定之上；或没有详细介绍他使用的资料和估算方法。以中国为例，1750年的估算建立在他假定其制造业增加值等同于同时代的欧洲(不包括俄国)，进而用欧洲数据推算中国；1800年、1860年和1880年这三个年份的估算，则是通过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进口量与其他文献来推求；对1900年、1913年和1928年这三个年份的估算，布洛赫引用了他在197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但是那篇论文并没有介绍其估算的资料基础。他对其他国家的估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⑩事实上，最近的十年间，国际学界出现了一批研究各国工业化的量化新成果，其中也包括我们最近对中国清代工业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利用目前各种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布洛赫在30年前给我们展示的世界工业化的宏观图景，更重要的是重新评价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长期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与角色。 二、概念、方法与资料 根据国民账户收入体系，工业化被定义为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提高以至于超过农业；其直接指标即表现为人均工业产值的快速提高。因此，在工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并不考虑具体生产过程与技术的差异，即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差别。(11)因此，前辈学者们在使用增加值核算工业化时往往将当时并存的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一并计算其增加值，继而加总得到工业的增加值；本文的核算亦是如此。另外，在其核算中，布洛赫仅仅核算了制造业的增长，而我们按照国民账户体系对工业的定义，依次核算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等三大部门的增加值。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是出于对目前许多新的研究很难区分制造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的考虑；其次，如果忽略矿业与建筑业，就有可能会高估矿业与建筑业不占优势的西欧各国的工业产值。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使用2005年国际元作为估算各国工业增加值的统一货币单位，那是因为2005年国际元是自1990年国际元以来最可靠、最流行的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按照所得数据的难易程度，我们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依次收集与重建世界各国工业增加值的长期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