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6-0103-07 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对“审美无利害”理论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环境美学家普遍认为，“审美无利害”观念之所以确立并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主导原则，根源在于主客分离的二元论哲学，特别是康德“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以及对主体性哲学精神的高扬，加速了主体与客体的迅速分离及对立，使美的分析由外在客体转向作为主体的人。“审美无利害”的最重要特征和表现形态是在审美主体与客体分离的基础上夸大审美主体的因素，并将审美与认识、审美与道德分离开来。在“无功利”“静观”“审美距离”等“审美无利害”原则的支配下，审美经验被视为一种主要是由艺术来激发的特殊的感知经验，从而从根本上割裂了审美与自然、环境、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正是因为此，环境美学家认为，必须对“审美无利害”原则予以清算与批判，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现代美学日渐脱离生活而走向孤立与封闭的倾向，为美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在这种批判中，美国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与环境美学另一代表人物卡尔松论及“审美无利害”原则常常追溯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传统，并将其看成是自然鉴赏中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不同①，伯林特对“审美无利害”原则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在康德哲学美学思想引领下所建构起来的整个西方现代审美和艺术哲学。 伯林特对康德“审美无利害”原则的批判，受到了尼采、杜威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伯林特认为尼采是最早对“审美无利害”原则提出批判与挑战的人。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指责康德没有从艺术家(创造者)的角度看待美学问题，仅仅从观察家角度看待艺术和美的问题，将美看成是不含私利的享受，忽视审美体验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从而割裂了美学与生活的联系[1](P81-82)。伯林特非常认同尼采的观点，认为“或许当尼采指责康德给予无利害观念以重要性是‘完全缺乏鉴赏力’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大。尼采坚信这种观念的不足以及对审美欣赏所造成的不幸后果，并努力使我们超越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途径”[2](P132)。不过，真正为伯林特提供思想武器的则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杜威提出“活的生物”的概念，致力于将美学建立在人的有机体的自然需要、构造和行动的基础上，旨在恢复审美经验同生命的正常过程之间的连续性，“并且始终不能忘记艺术和美的根源，潜伏在‘基本生命功能’和人与‘鸟兽’共享的‘生物学的常见现象’之中”[3](P20)。正是从这种哲学观念出发，杜威批判了康德的“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认为从“活的生物”即最原始的经验意义上，主体与对象是完全统一的，人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也正是从这一哲学观念出发，杜威批判了康德将审美从实用或道德领域中分离出来的观点，要求恢复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连续性。比如，早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就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完满的或本然的让人感到愉悦的经验，无论是实用的还是审美的艺术都可以是艺术家及欣赏者的完满经验的来源。而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更是把艺术从其他经验中区别出来的这种看法形容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错乱”[4](P53-54)，认为它“不仅忽略了与艺术生产有关的做与造的过程”，而且“导致彻底的艺术观念的贫乏”[5](P282)。因为经验的审美性质是潜藏于每一个正常经验之中的，并不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无利害的、放弃欲望与认知的态度来实现。“审美的敌人既不是实践，也不是理智。它们是单调、目的不明而导致的懈怠以及屈从于实践和理智行为中的惯例”[5](P43)。而作为完整的“一个经验”，要达到“无利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由于生命就是活动，每当活动受阻时，就会出现欲望”[5](P284)，所以将欲望与需要排斥在审美经验之外是荒谬的。正因为此，康德所主张的“审美无利害”原则是不能成立的。比如，“黑人雕塑家所作的偶像对他们的部落群体来说具有最高的实用价值，甚至比他们的长矛和衣服更加有用。但是，它们现在是美的艺术”[5](P27)，而“一幅画令人满意，是因为景色比日常围绕着我们的绝大多数事物具有更完满的光与色，从而满足了我们的需要”[5](P284)，而不是“审美无利害”作用的结果。 伯林特对康德“审美无利害”原则的批判，正是继承了杜威的理论遗产。在与中国学者的一篇对话中，伯林特明确声称自己是因为杜威的哲学而关心人类经验和生活环境[6]。不过，杜威主要是从哲学的本体论批判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原则，强调“审美无利害”所造成的身心对立、主客对立、审美与实用的对立从根本上无视了审美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伯林特则将这种批判具体运用于环境美学实践中，致力于熔铸一种不同于传统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经验。 与杜威主张“恢复审美经验同生命的正常过程之间的连续性”思想一致，伯林特也将“连续性”作为其环境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是“连续性”而是“分离的”形而上学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流，“西方哲学试图通过揭露世界的构成和结构而不是其联系和连续性来理解世界”[7](P4)，而这种“分离的形而上学”在以笛卡尔和康德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哲学那里达到顶峰。所以他明确提出“连续性正日益成为我思考的基础”[7](P4)，并认为“连续性形而上学”“不是对西方哲学主要路线的扩展，而是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人类世界，是一种更多地认识到联系而不是差别，连续而不是分离，以及人类存在作为自然世界的认知者和行动者所具备的嵌入性的方法”[7](P5)。从这种“连续性”的哲学观念出发，他对“环境”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环境就是人们生活着的自然过程”[2](P11)，“环境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外部环境。我们日益认识到人类生活与环境条件相连，我们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7](P8)。“环境是个内涵很大的词，因为它包含了我们制造的特别的物品和它们的物理环境以及所有与人类居住者不可分割的事物。内在和外在、意识和物质世界、人类与自然过程并不是对立的事物，而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人类与环境是统一体”[7](P9)。总之，在伯林特的眼中，人与环境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这极大地区别于传统的“分离的形而上学”的“环境”观念，后者则是将环境与人分割开来，忽视了环境对于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很典型地体现了伯林特对环境审美经验的理解：“美学所说的环境不仅是横亘眼前的一片悦目景色，或者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事物，抑或被参观平台圈起来的那块地方而已。它无处不在，是一切与我相关的存在者。不光眼前，还包括身后、脚下、头顶的景色。更进一步，美学的环境不仅由视觉形象组成，它还能被脚感觉到，存在于身体的肌肉动觉，树枝拖曳外套的触觉，皮肤被风和阳光抚摸的感觉，以及从四面八方传来、吸引注意力的听觉等等。但同时，环境也不是知觉意识的泛化，它具有鲜明的属性。比如从脚底感受到的土地质感、松针的清香、潮湿河岸散发出的肥沃气息、踩着土地传来的舒适感、走过小路时的肌肉感受和伐木场、田地的空阔感等等。不，还不止于此，我们能体会到当自己的身体与环境深深地融为一体时，那种虽然短暂却活生生的感觉。这正是审美的参与，而环境体验恰好能鲜明、突出地证明它。”[2](P27-28)这段话表明，伯林特对环境审美体验的认识与传统审美理论所主张的艺术与自然的审美体验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超然的、可以设定某种审美距离的“静观”式欣赏，而是与环境不可分割的，无处不在，与审美主体无法分割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就是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交融在一起的体验。它不是诉诸某一种单一感官的，没有西方传统美学那种视觉听觉感官的优先性，而是“调动了所有感知器官，不光要看、听、嗅和触，而且用手、脚感受它们、在呼吸中品尝它们”[2](P29)，是全身心投入。这种体验也不像传统的审美理论所主张的“如画”式欣赏那样，将自然环境的欣赏主要看成是一种对对象形式的观照，仅仅是欣赏“横亘眼前的一片悦目景色”，而是要理解它赋予人们的全部生命情感与生活意义。用伯林特的话说就是：“它融合了最独特的地域和最深刻的意蕴，而且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会让我们扩大感知力、发现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人类自身。”[2](P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