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10 朱熹不仅理学思想博而有统、精深通贯，且广涉博览、独出古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盖朱子之为学，格物必精，游艺不苟，虽曰余事，实皆一贯。本末精粗，兼而赅之。昔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吾不试，故艺。后世学者，惟朱子其庶几焉。其曰余事，乃谦言之，犹孔子之谓君子不多也。”[1](P344)钱先生对朱熹的评价可谓中肯，朱熹在艺术方面不仅多方涉猎，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 一、“文从道出”之本体观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建立在理学基础之上，“理”是宇宙万物之根本，具有本体地位，在“理”与“道”的问题上，朱熹认为：“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2](P103)“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3](P2755)“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4](P1573)朱熹的“理”与“道”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而言说的，“道”即“理”，“理”或“道”既是物之所以然之故，也自然是所当然之则，即本体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朱熹正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上阐释了其文艺本体论思想。 朱熹明确提出“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P3319)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枝叶，所以出之于道的文自然要体现道，呈现道，这即是朱熹的“文道合一”“文道两得”观，依此，朱熹批评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初柳开、欧阳修等古文革新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修正了周敦颐和二程贬低文之地位的思想倾向，尤其批评了苏轼的“文与道俱”说，“今东坡之言曰：‘无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5](P3319)朱熹这里强调“文道合一”，反对苏轼的文道为二的观点。 朱熹对“文”有多处阐释，其基本涵义包括：“天之文”：即阴阳刚柔相交而形成的天地四时之更迭、经天纬地之条理、万物山川之物理等天地之道和自然之理；“社会之文”：即君臣之仪、经籍义理等礼乐制度；“艺之文”：即诗文六艺等。后二者都应属于“人之文”，因此，“文”的概念涵纳着天人及其关系，天人为一整体，都根源于“道”。 朱熹认为艺是文的一部分，“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P121)朱熹基本从“六艺”之说定位“艺”，但又明确不止于此，而且朱熹对“艺”之功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艺是“至理所寓”，人们“日用之不可阙者”；虽然朱熹认为艺是小道末节，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德性之养的功能，“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曰‘游于艺’者，特欲其随事应物各不悖于理而已。不悖于理，则吾之德性固得其养，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张子曰：‘艺者，曰为之分义也’，详味此句，便见得艺是合有之物，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4](P1368)因此，在朱熹的视野中，“艺”虽然不及“道、仁、德”重要，但对“艺”仍给予足够的重视，据此，他批评程门弟子上蔡贬抑轻视艺之观点，“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5](P866)朱熹立基于文艺本体之存在，修正了前人观点之不足，肯定了艺术的价值存在，这对艺术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心统性情”之主体观 “心统性情”首出张载，但张载对此未充分展开论述，而朱熹将这一命题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依此阐发了其文艺主体观。 朱熹的“心统性情”之“心”包含两个方面，一为“道心”，一为“人心”。“道心”是自其天理备具、随处发见而言；“人心”是自其有所谋虑而言。“道心”本于“天理”，是圆善之心；“人心”则是出于“形气之私”，是人之情欲。但朱熹并没有因此否定人心，而是承认其自然性的一面，只是要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来统摄主宰，从而归乎纯正至善。朱熹之“心统性情”之“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兼”“包”之义，心兼体用，未发为性为体，已发为情为用，然而“体用一源”，这里之“心”是涵纳性情两个方面。“统”之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指统摄主宰之意，这是朱熹此命题所强调的主要意义。朱熹的“心统性情”是要以“心”来主宰统摄性情，也就是“天理”通过“心”来实现对人之现实生命的统领和主宰，实质上，是要对容易偏执泛滥之情欲进行规约，“心统性情”在现实层面主要还是强调“心”对“情”之主宰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