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传播学

作 者:
李彬 

作者简介:
李彬,河南大学黄河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当代传播

内容提要:

“重构中国传播学”还是“重思中国传播学”一直是笔者关注的话题。由于本意重于反思,且以为“重思”或更为恰当,故定为重思中国传播学。重思中国传播学有四组关系尤为突出,构成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由于能力所限,对这个太大太新的选题,只能当做一种尝试,一种初步的探索,但愿多少能够有助于大家拓展思路,激发一点求学问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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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4~0004~6

       何谓传播学?按大道至简的理解或定义,传播学是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不言而喻,人类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少不了传播,曾子“一日三省”,属于发生在自身的传播。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对话。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是人际间的交往。至于现代传播活动,更是触目皆是,举世滔滔,看看“低头一族”就可想而知了。

       传播活动,古今皆然。而研究传播成为一门学问与学科,则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全球拓展,导致人类信息空前涌流,促使社会交往空前活跃,形成《共产党宣言》论述的世界历史图景,用鲁迅的话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于是,针对信息、传播与交往的探讨,也就随之出现了。特别是随着二战前后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现代传播更如大江东来,汹涌澎湃,诸如新闻报道、广播电视、竞选演讲、商业广告、战争宣传、危机公关等,日益广泛地影响人类世界与社会生活。为此,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更是高度关注,纷纷展开研究,相互交叉,不断融汇,最终在美国形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传播学。

       一、传播学及其兴起

       传播学及其兴起除了传播科技的直接作用,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背景。一个直接而明显的事实是,美国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主要问题与学术关切等,无不契合二战前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演化脉络。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期间,美国就有一大批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投身宣传研究,许多成果为战后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再如,二战后的冷战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传播学进程,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参与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冷战的产物。所谓四种理论,其实只是两种,也隐含着两大阵营的对峙,一种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种是“极权主义理论”。当然,传播学也不乏契合传播规律的科学内容,如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传播学概念如今都融入人们的日常用语。

       上面讲的多是美国的情况,难道传播学只是美国的学问吗?当然不是。除了国际学界占据主导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洲批判传播学也颇有声势。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文化反思,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一批法国思想学说以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阐发等,这些学术理论无不对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人类传播理论的贡献不在美国实用实证的研究之下。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又不能不说是一门美国的学问,或源于美国的学问。虽然一般不这么明说,也不这么理解,而是将美国传播学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科学。所谓“国际接轨”,无非就是按照美国的理论、方法、思路等研究传播,发表成果。比如,中国的新闻传播院系有个习见现象,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与答辩往往会问道:你的研究用了什么理论?而这里说的理论,实际上是美国某家某派的学说、观点等。假如你的研究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为依据,那么无论选题再有价值,也无论思路再有新意,研究再有水平,都好像不入流,甚至不合格。相反,如果照猫画虎、移花接木地与所谓国际接轨,即便是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众所周知的常识,也是一等一的学问。这一状况与趋势,姑且称之为“趋美国化”。

       中国全面引进与推进传播学或美国传播学研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三十多年。尽管冷战正热的50年代、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将《报刊的四种理论》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而80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恰恰是施拉姆一路的冷战传播学,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批判研究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其间,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是,美国传播学被视为客观普适的科学,而欧洲批判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同马克思主义道统关联密切被视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状况与趋势,就是常说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有两类:一是不讲政治,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一是去掉一种政治,再讲一种政治,即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无论如何,结果是趋美国化与去政治化在此汇流,渐渐构成今日传播学的总体格局,中国如此,他国亦然。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就是这种总体格局。一方面,当初适用自身需要的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由于陷入自娱自乐的内卷化,越来越失去思想的活力与学术的敏锐,就像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批评的:“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①

       留美传播学者李金铨在2014年的一篇专业文章中的看法所见略同:20世纪70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知识鸿沟、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认知共同适应、第三者效果、涵化、框架和铺垫、创新扩散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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