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传播实践往往基于国内传播的框架、思维和方法。虽然作为一种提法，我们讲外宣、对外稿，但是没有注意中国和海外的舆论机制和舆情机制有着完全不同的肌理、机制、层次和结构。因此有必要站在海外看中国的宣传和传播，对其概念和模式进行厘清，同时思考如何深刻理解海外不同类型国家的舆情机制和舆情结构。本文的案例就是通过具体的国别案例来梳理一种海外舆论观，姑且可以理解为一种出海捕“舆”的尝试。 中国对外传播的“翻译特征”及“可能缺陷” 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界研究跨文化传播和对外传播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对外传播的基础文献来自西方媒体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新闻。同时因为这种路径，中国的国际媒体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欧美媒体的“国际报道”路径来报道中国的海外议题，概括来说是中国按照国外媒体的报道模式，针对中国的海外传播主题和对象进行跨文化传播；第二，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比较看重外语和小语种优势，中国的媒介教育一般会考虑和外语学院合作培养具有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这也造成中国国际传播的“翻译特征”。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时往往有一个中文模板和基模，行业的术语叫“中文定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翻译；第三，对于海外报道中国的海外舆情，中国比较重视这些对象国家中按照西方媒体模式运营的媒体，尤其是英文类的机关报和商业大规模发行的报纸，许多本土受众的报纸整体来看不受国内学术界关注。 就以上提到的三个特征，它可能造成中国对外传播和海外舆情研究的几种可能缺陷。 第一，被西方媒体设置议程，过度关注西方媒体报道过的国际新闻，以及被西方媒体转载的本土新闻。 第二，中国媒体整体上理解的国际报道是一个语言中心的转译过程，这造成中国媒体对被报道国家的本土文化、政治、宗教、历史的忽视。许多中国媒体报道的国际新闻实质上是通过外语写的通稿型新闻，它遵从国内新闻的基本版式和叙述程式，只是通过外语的修辞原则进行改译。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报道和国际传播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天缺陷，缺少进入海外社会、理解海外社会、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知识框架和方法论。 第三，相对来说更好理解，我们在非英语国家中如果想获得他们的海外舆情和对外态度，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有没有官方或权威的英文媒体。无论是在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蒙古、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我们都试图从他们的英文报道中获得他们的国际态度。中国的小语种教育一方面没有很好地与新闻学结合，另一方面只能胜任单一任务，就事论事地翻译，无法帮助没有语言能力的国内同侪建构一种海外知识和认知体系。所以，一旦中国进入宗教特征明显、文化复杂的区域，而非世俗化和国际化城市时，基本上就迷失了方向。例如，中国媒体和知识界很难理解中东、非洲、巴西、秘鲁、印度、尼泊尔这样的国家。 异国的“舆论”机制和传播声景 我们如何在日常报道和研究操作中，回应上述中国国际传播和海外舆情研究的“社会浅描”、“非结构化”、“中文程式”、“文化刻板”、“语言对译”等缺陷?笔者用一些国别案例来试图具体分析。 2015年1月，笔者调查了马来西亚的马航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首先需要建立对马来西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也就是理解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在本土的政治地位、教育情况、话语势力、国际水平的重大差异。 同时，将这个国家的政治议程、历史记忆、现实经济利益、国际势力放在一个综合场景下考虑，并把每个群体的发声渠道和音量看成一种声音图景(sounds cape)。关键问题在于，除了研究不同主体在不同主题的发声和意见，还要明白这些意见是通过什么机制，在什么场景中发布出来的。 具体来说，因为马来西亚社会比较强烈的种族差异和隔阂，基本上形成了聚居区和族群分寸感。他们在各自的聚落区有时候极少直接互动，并不太可能针对一个事件形成高效的合作和讨论。也就是说，即使是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的“舆论”是不同的，华人的唐人街、马来人占据的核心优势区、印度人聚居的区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舆论”机制。 “舆”在此成为一个意见发表框架和文化框架，而非简单意义的群体、社群、职业身份的划分。正是这种不同的“舆论机制”，才造就不同的“舆情”，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不同的社区报纸和电视媒体，更重要的是不同族群“舆论”的社会细节。华人在自己的茶点、早餐铺吃早点的同时看电视、读报纸、交换意见；印度人在街边的飞饼摊和集市喝茶；马来人在自己控制的经济命脉和大楼里吃着各种餐食，并可以在各种党魁聚会和社会各界精英聚集的场所演讲，等等。这些“舆论”的机制是真正的舆论细节，而非具体到报纸、社交媒体、网页、电视上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他们说什么的同时，还要知道内容在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什么场景、什么受众、什么气氛下进行的。 相比较马来西亚，理解越南的舆情机制似乎更依靠语言，因为越南的社会结构、城市格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基本上和中国有太多相似性。如果不去看浓厚的殖民遗产，越南的河内、胡志明市可以被看做广西和广东的任何大中型城市，外国公司和海外投资已经把越南调理成具有都市和现代效率的“全球村”。在很大程度上，越南的大城市已经和中国的城市一样，成为消费主义、市井生活浓重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