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5)06-0007-06 尽管批判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游走在英美等国整体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的边缘，但是它却在指引教师教学和政策分析等教育实践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并对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不同语境造成的话语可移植性障碍”[1]等因素，批判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长期以来处于译介的初级阶段。不过，“时过境迁，关注社会正义的批判教育研究视角对于我们反思现实和推动和谐社会目标实现意义应非同寻常。再退一步，也至少对我们理解英美当下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审视维度，有助于我们在借鉴中多一份清醒和警觉，并对于目前中国国内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教育市场化的声张和制度设计构成一种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的力量。”[1]即我们需要的是，更仔细思索西方理论的脉络与启示，以及与我国实际经验和情况的结合。基于此，本文在概述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教育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和挖掘批判教育学之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启发和应用，以期为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和执行者等对于正在执行或者准备制定抑或废止的各种教育政策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审视和研究的视角。 一、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内涵 批判教育学的产生最初源自20世纪70年代弗莱雷(Paulo Freire)所著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至80年代，在阿普尔(Michael W.Apple)、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树立起其独特的学术特征，90年代至今，它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等影响，呈现出新的转向。批判教育学的核心是自历史的、辩证的、文本的或情境解释的观点出发，围绕着结构压迫、主体解放、文化生产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发展和演绎。 (一)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有“拉丁美洲的杜威”之誉的巴西成人教育之父弗莱雷被认为是批判教育学的先驱，他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乃批判教育学的“开路先锋”。弗莱雷相信教育在决定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并赋予教育以积极的解放意义，认为教育应该激励学生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最终成长为一个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主体。他在批判传统的驯化教育或“储蓄”教育(banking education)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视学生与教师为共同参与意义建构的主体，希望通过批判式的扫盲教育唤起人民(被压迫者)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在历史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进而采取积极行动对抗压迫和霸权，最终达致解放[2]。 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的批判理论也相继指出，在科层体制发达的社会中学校教育成为资本主义提供服务和运用工具理性与技术体制，以宰制人心并控制社会秩序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一步为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批判理论的直接影响下，借助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英国的新教育社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以及教室中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力关系，并运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概念，批判学校运用经济、文化、国家权力以再制造社会阶级，提出“国家—霸权再生产论”。新教育社会学理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美国批判教育学者阿普尔(Michael W.Apple)、吉鲁(Henry A.Giroux)等人的关注和研究。他们在学习和借鉴新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为了有别于决定论式和机械式的再生产论，提出了“抵制论”，认为主体具有主动创造意义和生产文化的能力，达到了从“再生产论”向“抵制论”的跨越。 批判教育学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在不断地对其理论进行自我审视和批判的过程中，批判教育学超越“抵制论”，实现了“生产”和“抵制”的结合，完成了批判教育学理论的主体建构。吉鲁还在继承和发展弗莱雷的批判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学校教育可能性的抵制论，指出抵制的同时必须要运用批判的语言和可能性的语言对压制进行揭露，如此才能批判宰制的霸权，实现自我觉醒、解放，以及社会解放的目的[3]。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判教育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将教育简化为知识的实践与技术的传输的简单论述，而是积极借鉴和吸收后现代主义和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认为学校教育既是维持原有政治文化模式的手段和方式，同时也是解构、增益权能和生产新政治文化模式的催化剂。为此，他们呼吁批判教育研究要打破学科界限，吸纳新兴学科和跨学科课题研究，潜移默化地转变社会。响应此号召，批判教育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学者。同时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转变，批判教育学者们纷纷从事理论转型的工作，衍生和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相关词汇，如吉鲁的“边界教育学”(border pedagogy)、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的“革命改造教育学”(revolutionary pedagogy)、胡克斯的(Bell Hooks)“投入式教育学”(engaged pedagog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