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6)01-0003-09 “九七回归”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恰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知识型高增值产业全面过渡和嬗变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路向、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就大者言，在其经济发展的内部关系方面，如何处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一直是举棋不定；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关系方面，如何处理“香港本土”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也一直是进退失据。如此，回归以来，香港政制发展方面，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一再受阻；经济发展方面，以全面的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转型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经济振兴和“再铸辉煌”之路荆棘重重，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这里，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其中一个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香港经济发展背后的“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究竟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发挥和凸显？这是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大原则问题——“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内部一直有一股极端势力，不仅在政治发展领域，而且在经济发展领域，极力进行“去中国化”的叫嚣和挑衅。他们不仅罔顾历史，全面否定“九七回归”以前香港经济腾飞背后“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而且罔顾现实，全面否定“九七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复苏背后“社会主义祖国之坚强后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不断声言为了防止香港被“内地化”、被“社会主义化”，就必须和“中国”切割、和“祖国内地”切割，让香港保持“完全自治”式的“独立自主”，“香港问题”“香港解决”。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极端势力自说自话的梦呓，配合以“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内部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竟然形成了对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施政方针和中央政府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之对港工作的两大根本宗旨的巨大冲击力和杀伤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2015年6月，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而制订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提案，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以“集体捆绑”的方式否决，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得不再次“原地踏步”，香港的历史发展进入了社会分化的“后政改时代”。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明确表态：鉴于在短时期内香港社会各界在“双普选”问题上无法达成高度共识和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在余下的任期内将不会重启“政改五步曲”，政府施政的主轴和重心将放置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但是，重启“经济议题”，同样绕不过如何处理“香港本土”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在这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思想分歧。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关于通过加强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从根本上提升香港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的主张，同样遭到了香港社会内部极端势力的肆意歪曲和激烈反对。如此情形下，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办？ 一、祖国内地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 “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用这句流行语来形容“香港本土”和“祖国内地”的经济关系是再贴切不过的一个比喻。回归前，香港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奇迹，离不开“祖国内地因素”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坚强后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易言之，无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始终是依靠社会主义祖国为其“保驾护航”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成长空间。 因为自然条件的制约，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凭，就是其占尽地利之便的“区位优势”——内扼祖国内地的南大门、外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归前，香港“国际经济中心”显赫成就和地位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主要的开放辐射面和发展动力源——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区域。无论是1949-1978年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时期，还是1979-1997年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特殊战略时期，祖国内地均是把香港作为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联系和沟通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尤其是在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几乎“垄断式”地分享了祖国内地对外开放的丰厚“红利”。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祖国内地之所谓“对外开放”，首先是对香港开放；祖国内地之所谓“与国际接轨”，首先是与香港接轨。因此，在回归以前，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背后之“祖国内地因素”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回归以后，“祖国内地因素”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和凸显，并且正式纳入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一国两制”的制度性优势之一。香港成功搭上了祖国内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顺风车”和“快车道”。 (一)“善用香港独特优势”和“善用祖国内地因素”是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 一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定位和路向明晰。 2005年1月，董建华在其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中，对于这条“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新路曾经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阐释。他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香港的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成熟，基建设施世界一流；政府廉洁，公务员队伍高度专业和尽忠职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低；社会秩序和治安良好；背靠一个庞大、高速增长的市场。环顾亚洲，只有香港集上述优势于一身。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优势已转化为本地产业的优势。”“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确立方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