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12-0078-13 由于毛泽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显著影响，对于他的研究理所应当地构成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丰富“横断面”。这种研究的思想效应更超越了地域限制，实现了向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旅行”(Theory Travelling)，其中国外毛泽东学在这一学术版图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36年创作的《西行漫记》，首次以新闻传记形式比较集中地向西方世界勾勒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以及中国革命的面貌①，那么史华慈(Schwartz Benijamin)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对“毛主义”(Maoism)概念的使用及其理论阐释②，可谓代表了西方世界学术化研究毛泽东趋势的开端③。尽管史华慈及其之后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较之于斯诺式传记报道具有更强的学理性，但由于受冷战等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咨询的色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毛主义”是不是“传说”的“第一次大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④。可以说，在50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国外毛泽东研究都处在“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⑤。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状态的部分瓦解，上世纪末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强化了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转变的新趋向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在视域与方法等层面呈现巨大的理论进步，催生了若干新的问题与研究趋向。本文拟从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出发，尝试勾画当代国外毛泽东学(主要集中于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发展图景——“三重转向”，希冀对深化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一、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 如前所言，由于毛泽东在“三大历史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影响，对他的相关认识与研究从根本上呈现不同于单纯历史人物研究的显著特征。基于情感的纠葛、立场的迥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偏好，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很难做到纯粹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与“去政治化”。尽管随着冷战氛围的淡化，国外毛泽东研究原先凸显的服务国家政治利益与区域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减弱，并在纯粹学者那里呈现学理性不断增强的研究趋势。但由于西方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限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仍然以坚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为前提，更加之国内在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上仍直接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态走向的基本事实，使得部分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潜在地契合了意识形态的特定诉求，仍然呈现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综观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研究趋向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大部分严谨的学者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批判性姿态。换言之，从特殊意识形态的偏好向追求纯粹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构成了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学理性、历史性研究趋向的深刻转型及其不断强化，集中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由一本著作所引发的学术批评效应之中。 2005年，一本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在西方出版⑦，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样一本宣称基于大量原始史料和访谈基础而形成的专著，本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学术价值。但是，西方学界一些主流毛泽东研究专家在阅读完此书之后，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该书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个人主观情感好恶基础上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道德谩骂与肆意攻击，并且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与定论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并不是一本客观严肃的学术作品。 为此，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从客观学理性层面出发，对该书的非历史性、非客观性、非学术性缺陷与妖魔化毛泽东的研究方法展开了系统性批评，相继在国外中国研究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批评论文。2010年，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教授班国瑞(George Benton)和英国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Lin Chun)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英国利兹大学迪莉娅·达文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教授等)撰写的14篇评论文章集结为册，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章从根本上对这本著作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知识丑闻”(An Intellectual Scandal)，从根基上消解了该书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收录的大部分文章并非是为了回答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进行评价的问题，而主要集中于对这本著作的研究范式、对待具体事件、材料的方法及其判断的学术批评。这本著作首先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处理和对中国革命先入为主的全盘否定态度，恰恰构成了西方保守势力对于此书竭力欢呼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所要做的就是针对修正主义历史观居于“主流”地位的局势，在为革命的批判性守护中发出针锋相对的声音。⑧除此之外，齐慕实教授针对该书所引起的实际影响，还组织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若干专业学者编辑出版了名为《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的学术书籍，直接针对这本著作歪曲、丑化毛泽东的不良倾向，试图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毛泽东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理解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持续性影响的契机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学术热动”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构成了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继“毛主义”争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争论、“心理历史分析方法”争论、“评价毛泽东”争论以及关于“方法论反思”争论之后的另一次重要学术批评与争论的高潮。相较于之前单纯停留于学术研究(尽管在这些学术性争论中仍然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纠缠，尤其是前几次的争论)的单个问题或某个方面的争论，此次学术争论呈现更加鲜明的特征，即由单纯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自主性转移。具体而言，此次争论不再仅仅拘泥于学界产生的不同观点(如“毛主义”的概念是不是“传说”，或者毛泽东思想是否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与研究方法(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或者是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批判)的争论，而是从更加基础性的层面对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基准线”设定的争论。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由于受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限制，使相关研究基本上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善毛”(Good Mao)和’“恶毛”(Bad Mao)两大类型(当然这也不否认为数不多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单纯学术性研究)，这构成了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固定路径与“基准线”。前者更多集中于西方左派的“毛泽东情结”之中，即将毛泽东视为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霸权统治的政治象征或理论资源，而后者主要集中于传统西方保守主义的反共思维惯性之中。这本著作的理论立场从根本上而言，可以被归纳到后一种序列中，即先在地预设了“恶毛”的形象，并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刻意迎合(甚至出现扭曲化使用)这种先在的理论目标。而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对于该书的学术批评，很明显不属于“恶毛”序列，当然与“善毛”的研究路径也存在区别，因为他们正视毛泽东的错误，也不会拔高毛泽东的成就，而是在超越主观好恶与功过评议基础上对毛泽东真实思想肖像的勾勒，即齐慕实教授所言的“历史毛”(Historical Mao)的研究范式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