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73-11 本文旨在讨论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尤其在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政治思维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笔者曾析政治思维为宽容取向的经验理性思维和专制取向的先验理性思维。与此有别，经杨昌济五年耳提面命，毛泽东自早年求学，接受的却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后经研读苏俄哲学教科书，他还将此改造成为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模式，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P74～84)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比较王明等不仅在本体层面，而且在具体层面为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者，其政治思维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比较彭德怀等不仅在具体层面，而且在本体层面为一以贯之的经验主义者，其政治思维的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一、“用最高速度发展我国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自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十到十五年完成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政治作为就集中在两件事：一是进行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推行“三大改造”并以反右捍卫之，二是进行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推行“三面红旗”并以“文革”捍卫之。由于指历史规律为社会本体并指对此之认知为普遍真理而指社会主义的实现即历史规律与普遍真理的实现，他于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不过是年初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喜忧参半：“我们的主动一天天多起来了，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2](P236,469)后经1957年反右，他自认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已经取得主动。那么在工业方面能否也取得主动呢？他称：“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3](P216)因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4](P1)。当然，依其既定政治思维，必然规律果然要能够起作用，就还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他又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才实现这种结合。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P506)那么这条道路何所指？就是指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所谓总路线，因不满国务院《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保守主义”，1956年初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出台。其中设想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亿斤，竟比国务院规划高70％。国民经济各部门急忙跟进，以致当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比上年骤增60％。为了遏制“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冒进局面，6月周恩来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8月在“八大”上刘少奇也主张“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于是毛泽东开始了“反‘反冒进’”。当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即称：“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根本还是促进。”1957年在三中全会上他亦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3](P314,474)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又称：“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种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哪种好？”当然“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好。“这么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主张俄国革命热情与美国求实精神的统一。”[5](P283,315)虽然以学理计，“美国求实精神”是为本体层面之“求实”与具体层面之“求实”的统一，故不可与本体层面之“俄国革命热情”统一。不过毛泽东无暇顾及学理。而他的党内同事，既然“促退”是国民党，“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也就只好表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此即后者之所谓：“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可是若反对者持相同的逻辑呢？也许就是估计到此，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加写了一句话：“有些人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找你们算账。’他们总是要输的。”[6](P157,223,273) 毛泽东无疑咄咄逼人，可他自称“我的目的不是整人”[6](P108)，“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5](P284)那么共同语言何来？“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共同语言。”[6](P197)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之为共同语言，指的就不是具体而是本体——“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讲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而“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主观唯心论”，“是经验主义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7](P24～25)毛泽东所论未免玄，倒是周恩来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的检讨，说明了何以“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经验主义世界观的对立：其一，“反冒进是不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其二，“反冒进是把个别夸大为一般”。所谓“不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在“三大改造”的完成“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因而“多快好省”是一种“客观存在”，可是“反冒进派”不仅漠视这种“客观存在”，而且抗拒这种客观“必然”，他们的作为就当然是“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他们的世界观就当然是“经验主义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了。至于“把个别夸大为一般”，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冒进’的共同语言”，表达的还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即是其本体：本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体则失误难免；倘若因为在“冒进”中出现了具体失误就全盘否定“冒进”本身，岂不就是“把个别夸大为一般”吗？如此即毛泽东本人之斥“反冒进”：模糊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大局与小局、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使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方法，，1957年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用的就是这种方法”[6](P59～60)。 必须指出，正是经“反‘反冒进’”，关于毛泽东思想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关于毛泽东本人即真理化身，关于服从他即等于服从真理，关于这种服从即使与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冲突亦当义无反顾等，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党内同事从此达成了默契，而始作俑者即他本人。即以前述《人民日报》社论为例，他指“这篇东西”为“尖锐地针对我”[6](P32～35)。当然“我”非不可以被“针对”，关键“我”之“冒进”不仅在本体层面完全正确，在具体层面亦无懈可击：“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形找势改变计划。”[8](P196)于是乎对此“针对”他就完全不能容忍了。在南宁会议上他称：之所以会发生“反冒进”，是“有人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6](P28)，企图在党内“反个人崇拜”。“有人”者何？他直言不讳：“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言及此，他重提1953年周恩来因新税制事件而被其指为分散主义的历史故事：“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2](P768～769)“这八句歌诀，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想出来的。”[6](P57)自“那时”起，“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9](P72)可是刘少奇、周恩来均为“政治局、书记处、常委”成员，他们之于本职有些不同意见，何以就成了“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呢？毛泽东于是称“只能有一个核心”是指“以一个人为核心”。可是在说明“歌诀”时他明明称：“大权独揽习惯上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党委集体。”既指“集体”，何言“个人”？他接着从两方面作解释：一是将民主集中制由寡头制解释为独裁制，即将党委中“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一”亦即书记与委员的统一，解释为军队中“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亦即上级指挥与下级服从的统一。二是将党委委员间“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关系，解释为谬误服从真理的认识关系，所谓“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即使在党委中居少数，也“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6](P28,57,30)而正是屈从于此种以真理为名的强硬逻辑，周恩来、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反冒进”，“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因此就是“错误”的。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嘛，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个人崇拜，而在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那么“不正确的崇拜”有何表现呢？他举了两“怕”：一是“怕马克思”，二是“怕教授”。说到“怕马克思”，他尚含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2](P774,793,797)说到“怕教授”，则他不客气：“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6](P118)至于崇拜何人为“正确”，他重提延安整风：当年“我”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代表，王明则理论脱离实际，全党在“我”和王明之间就得作选择：“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9](P197)闻听此语，与会者均会心一“笑”，接着便纷纷表态：“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2](P802)，“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9](P259)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不正确的崇拜”：一是“怕马克思”。他称：“不要怕嘛!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6](P206)二是“怕教授”。他称：“对科学家不要迷信，对其科学要半信半疑。”[9](P267)历史上“科技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相反“名家是最无学问的”，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明乎此，“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新老干部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赶上美国，必然有重大帮助。”[6](P236,194)三是“怕内行”。他称：“政治家是管人与人关系的”，并不做业务，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6](P200)。能“又红又专”当然好，而这并不难。“搞工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信。”[9](P72)至于崇拜何人为“正确”，他点睛：“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谁。”[2](P818)如“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恐怕只有几百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6](P114～115)但既然“总路线正确”，既然“多快好省”反映了客观真理，那么就应该是“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服从这“正确”的、掌握了真理的“几百人”而不是相反。于是接下来的会议发言就颇有些“正确的崇拜”的意味了：“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而是崇拜真理。”“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经验，加以分析，化为理论，指导现代人，教育后代人，像圣人一样，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圣人。”[5](P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