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6]01-0027-05 10.13553/j.cnki.llygg.2016.01.005 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实践家，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化进程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本文侧重探讨和比较三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和典型范式，以期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视角维度 任何哲学家的理论研究都要受他自身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讲，由于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不同，造成了哲学家理论思维的关注点不同。由于毛泽东、李达与艾思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各有侧重，使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上应用不同的视角维度，选择了不同的努力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特点。 1.李达侧重于整体化、系统化 李达以毕生的精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系统化。1937年，抗战前夕，李达出版了他一生最有影响的巨著《社会学大纲》，全书共五篇12章，计42万字。它是一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大成。就内容的深刻性、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来看，已经超越了当时在国内已经翻译和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在广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基础上，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而且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显示了李达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1]这种整体性与系统化作为《社会学大纲》的一个基本特点，成为李达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基本思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认为：“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2] 1965年，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进一步强调：“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同唯物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3]由此可见，李达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系统性，这在当时的理论界中是非常少见的。他不仅在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而且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上都力求全面和系统，这成为他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学术研究和文本研究上的显著特点。 2.艾思奇侧重于通俗化、大众化 与李达一样，青年艾思奇也曾两度留学日本，日、德等外文基础很扎实，这为他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与李达不同的是，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更致力于通俗化与大众化研究。青少年时期的艾思奇在国内曾参加过多次革命运动，并且有过基层教学研究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并非仅仅是书斋之学，它在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用人民的语言去表达抽象的哲学道理，广大民众才能真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思想认识支配下，艾思奇不顾学界质疑的眼光，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一生的光辉著作《大众哲学》的写作与编辑。1936年，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把《大众哲学》比喻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大饼”。[4]在这里，艾思奇指出他写作《大众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服务大学校园，也不在于为流传在上流社会之中，而是他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块“干烧大饼”。《大众哲学》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熟悉的语言方式表达抽象、深刻的哲学问题，解除人民群众对哲学的神秘感，敬畏感，使他们能主动的接受哲学、了解哲学。是对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 《大众哲学》的成功，坚定了艾思奇一生的哲学路线和研究基调，在他后来的绝大部分著作中，他始终一以贯之坚持通俗、大众的风格。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艾思奇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语言，尽量采用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说老百姓说的话，用浅显易懂、通俗化的语言表达精深的哲学道理。他把高度抽象的哲学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通俗化，进而顺利地达到普及化。可以说，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上，都体现着通俗性与大众性，这也是他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根本原因。 3.毛泽东侧重于民族化与现实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现实，发展于现实。它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把现实的人和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如何把哲学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结合起来，如何用本民族自己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转换，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1938年，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导作用。为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美国学者施拉姆在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他认为毛泽东要“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6]众所周知，由于毛泽东从小生长于中国农民家庭，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也非常具有民族特点。在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的典故、成语、对联，内容生动活泼，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与现实化。同时他也善于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以民族的形式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矛盾论》与《实践论》。由此可见，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发展与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态从一般到特殊，从欧洲到中国的历史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