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6)01-0008-05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6.01.002 毛泽东写于1938年的《论持久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时至今日，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它置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和中国抗日战争革命实践的作用和意义，试图努力从各个(军事、政治、历史、哲学等)层面梳理出其真正的理论逻辑和存在原样，挖掘出其在新历史时期的“出场路径”和价值意义，以使其所包纳的民族精神、实践智慧和勇气仍然能够展示出时代气息和民族愿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种种带有民族情感的大肆渲染似乎都忘却了一点，那就是该著作刻画的不是民族胜利姿态，而是民族生存奋斗紧张状态，是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探索抗日战争革命实践出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深层隐性逻辑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将民族心理或实践心理真正地确立起来以支持和创造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普遍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持久战”刻画的不但是抗日战争“革命实践战”，而且更像是一场“民族心理战”。 解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如果缺少了这个维度的审视，那么就很难看到毛泽东何以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还能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命运有如此强烈的信心和决心。或许有人认为，对客观形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性分析是毛泽东确立“持久战”的根基。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仅仅用这种理性分析来解读够不够呢？熟悉毛泽东抗日战争革命实践活动的人应该知道，实际上《论持久战》跟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构建的“持久战”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真正的“持久战”不仅要有理论上的支撑，而且要有抗日战争革命实践中民族心理的自我认知、自我接纳，正是对民族心理坚定不移的信心和重塑的实践过程才使毛泽东能够真正地创作出《论持久战》。可见，缺少了实践心理这个维度，以“持久战”建构出来的实践哲学话语就不够完整，而毛泽东通过早期的革命实践所形成的自我认知、自我接纳的民族心理，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才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信心和决心，而在实践过程、实践时间和实践状态上表现出如此强大的耐心。 1 从“革命任务能够迅速地完成”到“持久战”——毛泽东实践心理转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革命实践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的内容。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的只是关于殖民统治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往往都立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来看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往往缺少从现实立场看待和思考具体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容。因此，想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现成的方案来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盲目乐观，就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自信缺乏。坚持实践概念强烈的民族立场是毛泽东实践概念保持马克思主义可能性发展空间、适应中国革命实践活动发展变化、取得中国革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离开民族立场来谈毛泽东实践概念往往并不能把握毛泽东真挚的情感和强大的内心，更不会明白毛泽东实践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本原则，也不能正确地解释出毛泽东实践行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而从实践心理的角度看，毛泽东形成“持久战”实践哲学话语(即《论持久战》)则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其中主要经历了一个哲学思想系统化的阶段，即创作“两论”的阶段，正是这个阶段为毛泽东实践心理的转向(即从“革命任务能够迅速地完成”到“持久战”)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创作“两论”前，面对抗日战争革命实践，毛泽东实践心理是坚定的、是乐观自信的，为此，他从党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看来，在抗日战争具体历史情境下，党只要坚持民族心理基础上的团结政策，将民族矛盾看做主要矛盾，明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强化党的领导责任，争取最广泛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完成抗日战争革命实践任务。他说：“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262可见，和平民主的政治理念只有基于民族利益的抗日需要，在当时才能有真正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或许正是这种对民族利益“过分”关注的心理才真正促使毛泽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没有基于民族心理的普遍性共识，即使毛泽东提出并建构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无法在革命实践中真正地贯彻执行下去，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民族革命实践普遍心理共识和愿望，只要广泛争取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使革命实践任务迅速地完成。他说：“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1]279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抗日战争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呢？这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此信任的根源究竟来自于哪里呢？这究竟是毛泽东实践心理上的肯定还是基于革命实践经验的判断呢？毛泽东认为此时革命任务能够迅速完成的自信心根源在哪里呢？回答这些问题，否定或抛弃毛泽东民族心理的维度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毛泽东一直强调民族的立场、利益和要求，认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1]158，或许正是这种在实践活动心理层面上对民族的高度认同感、高度自信心，经过早期民族抗日战争典型事例的熏陶和感染，才使得毛泽东此时形成了民族心理的自我认知、自我接纳，确信通过民族大团结的策略(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以民族心理的强大支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基于民族心理在实践心理上确立的自信乐观，在“两论”后发生了变化，“持久战”提出和明确改变了毛泽东之前自信乐观的实践心理，使毛泽东认识到，抗日战争革命实践不是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迅速地完成革命任务，抗日战争革命实践是一个持久的战争，需要以民族心理为强大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全方位地构建综合复杂的实践格局，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