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通讯和传播媒介借助数字技术迅速多样化，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无所不在的数字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等数字媒介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便捷的通讯终端，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接收各种信息和形形色色的虚拟影像。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置疑地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瞬息万变，进入了我们现实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不仅影响着人们观看、认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在颠覆人们直观经验的同时，也改写着艺术的生存方式。 “媒体形式的变化是人类文化变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力。电子信息技术的完善和因特网的出现，带来了人类文化形态的‘哥白尼式的转折’，标志着‘文字文化最终丧失支配地位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的开始。”①以图像为基本形态的视觉文化，成为数字时代艺术的主要呈现方式，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谈到：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图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②数字时代是海德格尔眼中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时代，也是“后现代的大祭司”鲍德里亚眼中的世界更加拟像化的时代。 数字时代的本质就是一往无前的技术革命。它促使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插上可快速腾飞的翅膀，使人类的审美活动与艺术创作的接受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元、高效、自由，似乎构成了数字时代艺术发展与生存的基本内涵。数字时代海量的信息，令各种漂浮着的能指无止境地循环下去；意义爆炸后的失控与虚无，又令艺术生存失去了价值的参照与伦理的规训。艺术向何处去?在这个不能区分内在和外来感觉的时代，审美已然不复存在，批评意义上的“艺术”，正让位于纯描述性的景观社会的“艺术”。数字时代的艺术生存，正以一种五色渐欲迷人眼的复杂性和颠覆性，改写着艺术之为艺术的内涵与外延。 艺术自律与审美泛化 “自律性是审美现代性的关键。”③只有当艺术是自主的，而不是工具的，艺术的现代性才是有可能的。近代启蒙思想所构建的艺术自律论，解释了我们身处其间的现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坐标，但是却以本质主义的方法让艺术自律具有一种超乎历史的、本真的和普世的终极规定性。数字时代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阶段势必要对这种终极规定性进行消解。 康德用审美来解释艺术的属性，并把艺术赖以生存的审美判断力视为跟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相对立的一种独立的先验性。自康德美学始，随着唯美主义、实验艺术、批判理论和青年文化运动的次第兴起，艺术自律论这一观念被推至一种审美伦理的境界，谓其为审美意识形态也不为过。这其实是现代性隐忧企图借助艺术自律在寻求救赎。由此发掘出了审美主义的道德形态，即“艺术化生存”。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面对现代性伦理问题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就回到启蒙时代的思想宝库，致力于将审美伦理普世化。虽然从康德开始，审美就是自由人格的“家园”，但是这个“家园”一直是世俗生活遥望的彼岸。看清后现代主义症候的鲍德里亚没有将艺术自律论强加在通俗媒介之上来展开论述，这既是他被其他批评者诟病的一点，也是他与众不同的理论穿透。 随着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和转型，以“波普”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打破了“艺术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传统，“反艺术”的潮流动摇了艺术自律论的霸权地位。波普艺术打着“艺术不应该是高雅的，艺术应该等同于生活”的旗号，引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文化潮流，自英国而美国，令西方艺术新风格迭起。波普艺术企图抹平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不仅不再“文以载道”地讽刺现实、针砭时弊，更使艺术脱离原有的轨道和传统，倡导艺术家应该更自由地反映客观现实。所有的对象，无论是否具备审美特性，都可以为艺术构思服务。无论是汉密尔顿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安迪·沃霍尔推向极端的“重复”模式，都无比贴切地呈现了后工业时代的特征，直观由此替代了感悟与深奥，艺术走近我们的生活，更融入了消费社会。 波普艺术因其商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及通俗化的内容轻易就赢得了消费市场。“艺术商品自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艺术也是商品，这并不新鲜，这一变化新就新在艺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身就是商品；艺术宣布放弃其自律性，并且以能够在消费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骄傲。”④“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源泉的原因。”⑤大众文化对文化场域的掌控，使自启蒙时代开始、超越城邦历史和生活世界的艺术自律论走向终结，生活论美学迎着大众文化扬起的风帆，打破了社会场域的区隔，所向披靡。 数字时代，艺术以“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大众化”为核心，和波普艺术的美学诉求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波普艺术的“工业化”设计流程与大众传媒有密切关系，几乎是数字媒体艺术仿效的对象。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是一种审美泛化带来的文化状态，即鲍德里亚所形容的“超美学”——艺术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了，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美学符号”。 虚拟与仿真 数字媒介为城市大众提供了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产品，并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一同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主流。数字技术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更广泛、更自由的展现舞台，使得艺术形式、创作主体、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嬗变。“现代传媒作为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直接把科学技术和艺术联系到一起，并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艺术生存命运和发展方向。它不仅仅是媒介形态的变化，而且是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