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6～0176～07 在中外学术和文化史上，颇不乏这样的名家，他们生前著述等身，但并不为人所知，有一种生前内心的深深寂寞。但也有这样的学术文人，在他们活着时就享受着泰山一样的荣崇，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地读懂得或者了解他们的作品。大概钱锺书就属于后一种当中又罕有的一位。人们在读钱锺书时，一方面惊叹他汪洋般的知识征引，感觉即便是调动千军万马来在他的著作中抽丝拔线，也很难将其端委理得分明；另一方面，也诧异何以在如此广博的征引中，还能够睿智地传达出自己对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学深入透彻的认识。钱锺书就像一部自己锁定了信息元码的百科全书，除非阅读者具备真的进入这一库藏的密钥，否则只能是望洋兴叹有余，品味咂摸不足。然而，如若仅是这一重困惑也便罢了，钱锺书还给后人留下了精彩绝伦的小说和随笔，在那里面渗透着钱氏风格的智慧和幽默，人们读着他的小说和随笔，仿佛自己背后有一副深框黑色眼镜正在端详着自己，不禁有一种高处阅读的春寒，道是料峭，也风流难却!时值今日，对钱锺书学术与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越来越成为人们内心想解开的一道谜。而我若是亦偷一种钱氏智慧来观照钱氏，便能凭地拥有一种观照钱锺书学术与文学的“瞳孔”，在我看来，这便是钱锺书个人经历中，由“吴地”到“牛津大学”所缔结的空间文化心理，似乎他后期所有的学术和创作文字，都与这两地建立的一种微妙的美学关联相关。 一、精神母胎的相似孕育 钱锺书自小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指导，到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兼通中西的知识结构基础已经完成，其学养、功力之深，连当时已很有名的钱穆也见文叹服，悄焉领受。钱穆《师友杂忆》记述，曾请钱基博为其《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慨然答应，很快递交序文，钱穆收文后不易一字用到书里，但他根本没想到，这序是钱锺书代父写的，行文老辣居然没让钱穆看出来，足见钱锺书的学养、功力之深和钱基博知子之深。1935年，钱锺书携新婚的妻子杨绛越洋到了英国，在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学习。这个新的经历对钱锺书非常重要，它不仅使他的传统文化学养，可以更系统地从西方视野进行观照，而且他在牛津大学读的专业就是文学。而牛津大学又是英国的大学里面出文学家最多的。这里，我们引用一段台湾作家杨牧谈牛津大学的话，可以体会到钱锺书读牛津大学的副博士是多么的重要： 读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历代诗人作家出身康桥大学的特别多，其大名鼎鼎的如史宾塞、马罗、约翰·邓、马服尔、米尔顿、培根、杜雷登、葛莱、华茨华斯、柯律治、拜伦、丁尼生等等，占了全部大作家的一半，其余来自牛津大学(爱得生、史提尔、安诺得、史云鹏、王尔德、霍普金斯、赫思曼、葛列弗士、奥登，以及辍学的琼森博士和被勒令退学的雪莱)，都柏林大学(史威夫特最有名)，爱丁堡大学(好像只有一个卡莱尔)，和伦敦大学(勃朗宁读了一半就自动退学了)，当然还有无正式学历的乔叟、莎士比亚、顿普、布雷克、济慈……① 杨牧文章的原题是《我所不知道的康桥》，出于对康桥和徐志摩的偏爱。诗作牛津大学还是他侧重要介绍的，但他括号里列举的牛津大学的作家，却是最多的，说占了英国作家的一半，这个数字比例很大，可以窥见英国文学史的某种真实。而钱锺书来到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这其中的因缘自然非同寻常了。在牛津大学期间，钱锺书和夫人杨绛住在牛津公园路110号，那是一条欧式古老的街道，两边有耸立的哥特式建筑，从寓所出来的街道不远拐入broad street，步入穿拱半空的虹桥，便径直可以去上课或到博德莱安图书馆了。博德莱安图书馆1488年就开始起用，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在这里曾有许许多多的名作家用过功，钱锺书也在这里享受到欧洲最好的教育条件，得到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文学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充分条件。 无锡是钱锺书最早接触古典文学，培养他形成独特的气质、个性的地方，后来他就读于美国教会的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办在苏州。他在一篇自叙性的文字中提到：“余十六岁时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桃坞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会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篡》、《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②显见，正是这个时期，他不仅对古典濡染至深，而且对苏州文化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两个地方，都属于东吴之地，但与更东面浙江孙氏祖祠所在地——富阳一带——还有不小的区别，因此我们简称无锡、苏州一带为吴地。把吴地与牛津大学比较，我们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吴地水草莽莽，通巷民居将江南文化和生活的气息扑面送来。牛津大学公园秀美清静，特别是钱锺书常走的虹桥，在上面可以眺望毗邻的街道，浓郁地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感和人文气息。其次，吴地和牛津大学都有重智性的思维传统。这种重智性，不是单纯指在科学或学术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而是说在对待生活、人生和感性的艺术、文学等对象方面，都很看重智性的把握。例如，牛津大学出名的那些作家，不论其作品表现得多么生动、感性，骨子里张扬的却是理智和理性，像作家约瑟夫，他因敏锐的批评文字著称，在悲剧《加图》中，塑造了一个和西泽大帝对抗的智者形象；诗人艾略特，他虽然在牛津大学就读时间不长，但他的作品重智性的特点很鲜明，在创作主张上他也反对用诗来表达个性，认为诗是一种客体化的主体对世界的态度；现代诗人奥登，他追随艾略特，有力地推进了他的诗重智性的主张；……这些按理说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但我们还要提一下杨牧说到的史文朋和雪莱。史文朋创作了很多批判基督教和末世堕落的诗歌，雪莱的诗则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吧”就是有代表性一种智性表达……总之，重智性，是牛津大学出身的作家、诗人一个共同特点，这种重智性显示了超越自我意识，甚至超越地域和民族意识的价值趋向。而在东方吴地，同样也具有重智性的传统。吴地的重智性，是一种渗透在民俗、生活和历史文化中的智性传统，有着似乎比牛津大学基于文学的价值观而表达的智性还有所不同。在生活、风俗和历史文化传承中，吴地很早就普遍性超越了原始的、素朴形态的民间巫文化，而这在其它甚至是现在都不见得摆脱干净。原因何在，就是因为重智性。重智性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原本吴地属于吴、越、楚交界之地，被儒家文化流行的中原地区视为荆蛮之地，但中国文化有意思的是它受地理空间因素牵制很多，因而发展规律也大不同，比如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对于说明齐鲁文化是很适应的，而荀子也讲“矫枉过正”，这对于说明吴地可谓恰中肯綮，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仗打得太多，破坏严重，所以到汉代无锡的锡就没有了，都被造武器用完了，而此后吴地就很少战争，魏晋南北朝以后，吴地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唐代也有吴越王钱镠的适时归顺而避免了战争，因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传承，这里的人也因此养成重理性，并将之寓于温和而不乏幽默的性情之中。吴地所形成的重智性传统，对于学术文化和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比中国其它地区的更为细致和深入，而在文学方面，这种智性在与隋唐以后的禅意识结合后，更透出超越世俗和虚旷怀古的特点，如唐代诗人常建有这样的名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题破山寺后禅院》)；张继题寒山诗的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锺声到客船。”(《枫桥夜泊》)，这些诗句中“对象客体化”的意识，显示了很高的美学水平，吴地历来文人名流如云，文学流派涌现很多，因此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至于学术方面，我们只提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惠栋，学问做得就非常好，论理析文绵密无隙，但他不发怪论、狂论，因而显得保守，正反映了与此地重智性又温和性情的文化气质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