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事业,人才是关键。 审计署创建初期,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当时的审计人员主要是从其他党政机关抽调,绝大多数人是半路出家干审计。缺乏专业人才,没有工作经验,如何开展工作? “边学习边工作”,这是审计机关筹备时期的主导方针;善于学习,培训人才,摸索前进,这是审计创业者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加强国际审计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审计工作的先进经验,积极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在一张白纸上勾勒锦绣图画。 “走出去”与“请进来” 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审计才刚刚起步,而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要想提高对审计的认识、掌握审计的技术和方法,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向国外学习。从1981年起,与审计相关的外事访问力度和频度不断加大。这是酝酿中的审计机关了解世界、了解现代审计的开端。 曾任审计署纪检组长的王道成,经历了审计署酝酿、筹备、组建和开展工作的全过程。 从1981年起,王道成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审计外事活动。“对审计的认识随着实践在慢慢深化”,他说,“最早接触到的审计资料都是解放区的,当时财政部的几个老处长在解放区搞过审计,是对部队报的人车马费的决算进行审核,不合理的剔除。所以那时候觉得审计就是查账、查错。”而接触国外审计后,发现审计不仅仅是查错,而且还对资金使用效益、管理效果发表意见。“当时,因为要设立审计机构,最关注的是国外审计机构体制、设置等内容,更细的东西还没有意向。当听到效益审计这个理念时,觉得眼睛一亮,感觉审计学问不小,天地很宽。” “走出去”,是新中国审计开始学习的第一个阶段。赴国外考察让当时审计机关的筹备者们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并与一些国家的审计机关有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我国审计机关也采取“请进来”的方式,让国外的同行们到中国来介绍这个新兴的事业。 1982年8月,张大维大学毕业后分到审计机关筹备组,主要承担培训工作。他说,当时开展培训要利用各种机会,1983年到1985年间,请国外人员到国内来开展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包括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一些专家,或国外审计机关来访时,请审计高层人员讲座授课。 在曾任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的朱立豪记忆中,当时审计署很注意对审计人员的培训,因为“他们都像我一样,对审计工作非常陌生,得学习”。 朱立豪至今保留着一个1983年的笔记本,是她参加第一次审计培训的学习笔记。笔记本外包着的书皮已经裂了长长的口子,但里面的圆珠笔字迹工整清秀。“审计工作在我们国家还是刚刚开始。我被调到审计署仅仅两个星期时间,因此,这6个星期的学习,不论是印度专家讲的内容,经济学院老师讲的内容,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东西,是很有收获的。”贴在笔记本第一页的学习小结这样写道。 这次培训由审计署委托北京经济学院组织,由印度喀拉拉邦的审计长和北京经济学院的老师授课。而这只是众多审计培训班中的一个。 审计署组织的第一次正规培训是1983年12月,加拿大审计长公署的官员来华授课。这次培训约40天,全国各地的审计机关参与积极性都很高,60多人参加了培训。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至审计署的黄树平说,“正是这次培训,让我们第一次真正从理论上了解了什么是审计。” 这次培训最初是在化工部的一个招待所(现中国传媒大学附近)举办的,后来又搬到北大。张大维那时住在和平里,他仍记得自己每天骑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定福庄组织培训的事,“集中培训找个地儿都很困难”,张大维很感慨。 启动国外长期交流合作项目 1985年7月,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听取审计署党组关于整党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加速审计人员的培养。审计干部要有比较好的政治素质,同时要有财务会计、经济管理和必要的法律知识,现在这种人才很缺,因此要广开门路,利用多种形式培养审计专业人才。”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审计署与国外长期的交流合作项目启动,影响最大的是中加项目和中德项目。 1984年2月,审计署向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出申请加拿大援助项目,拟请加拿大派审计专家来华参与制订审计人员培训规划,并资助我国审计人员到该国进修学习。同年5月,时任副审计长祁田赴加拿大访问,就中加双边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并初步确定了项目的内容、目标和执行时间。1985年,两国最高审计机关正式启动“中加审计师培训合作项目”。 中德项目则是审计署开展时间最长的交流合作项目,而该项目的启动颇费了一番周折。 1985年,联邦德国审计院院长来访,就德国为我国培训审计人员的合作项目进行会谈。由于这个项目的费用由位于西柏林的联邦德国基金会提供,因此德方提出,要时任审计长吕培俭去西柏林商谈,且以此为先决条件。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这一项目最终未达成协议。 1987年初,我国从发展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考虑,决定此事可以适当松动。当年4月,吕培俭率中国审计代表团访问,就合作项目达成初步协议,并确定此项目纳入两国经济合作计划后,由两国审计机关商定实施。吕培俭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以部长身份去西柏林的官员,德方不仅破格接待,基金会主席还决定,在合作项目的初步协议之外,用基金会当年的机动资金,再为中国增加一批高级审计官员培训。 作为当时中德项目的具体联系人,张大维介绍说,刚开始,赴国外学习的中国审计人是学“审计是什么,人家怎么审,然后结合国情开研讨会”,后来则逐渐以学习技术方法为主,“德国的效益审计、环境审计、横向审计等都是比较超前的观念”。在他看来,与技术方法相比,培训带来的更多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