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问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是影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我国自1998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来，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投身节能减排工作。企业作为国家低碳经济的细胞，应当肩负起节能减排的责任，同时也是碳交易和碳信息披露的主体。 评价企业活动引起的碳排放“足迹”，鉴证企业碳排放量，规范企业碳信息披露，监督节能减排目标的实施，需要独立的第三方的介入；而市场也越来越接受低碳产品。碳审计的需求不言而喻。 根据《ISO-14064》系列标准，组织或企业的排放源主要有三种类型：（1）直接温室气体（GHG）排放，即公司所有或公司可控的能源、制造、运输相关的GHG排放以及逸散性GHG排放；（2）能源间接GHG排放，即组织所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或蒸汽的生产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3）其他间接GHG排放，即因组织的活动引起的，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的除第（2）类的温室气体源所产出的GHG排放。 显然，企业供应链上的碳排放属于第（2）、第（3）类GHG排放。现有关于碳排放审计的研究与评价，局限于与直接排放有关的生产操作（王帆、张龙平，2014）；而实务中，企业也大多倾向于降低单个制造流程或生产厂的碳排放，忽略了与其供应链上下游参与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然而，许多GHG排放是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联合排放造成的，供应链上下游的碳排放甚至超过了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因此，忽略供应链碳足迹来研究碳排放和碳审计，无益于节能减排的真正实现。 二、文献综述 在目前的国际碳审计惯例中，碳审计的对象往往局限于单个企业，而忽视了供应链上的碳排放。事实上，企业更多的碳排放可能来自于产品使用而非生产方面。因此，单一流程内部的低碳化，可能造成局部低碳而全局高碳（朱丹，2014）。降低供应链的碳足迹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合作，在生产上下游扩大间接排放管理可以更有效地减少碳排放量（王帆、张龙平，2014），提升各方合作减排的积极性（丁志刚、徐琪，2014）。 供应链上不同地点、不同增值环节、不同优势的企业，其碳减排的合作不仅可以降低碳减排率，还可能解决非零和博弈造成的价格竞争和产品低碳责任方面的“囚徒困境”问题（孟炯、郭春霞，2012），实现供应链成员企业经济效益与减排效果的双向最优（谢鑫鹏、赵道致，2013；2014；田江等，2014；吴义生，2014）。研究者们也尝试构建低碳供应链协同与优化模型（Akkermans，2004；赵道致、刘姣、焉旭，2014；赵道致、原白云、徐春明，2014；吴义生，2014），提出低碳供应链协同运作的建议（Cholette，2005；Chaabane，2012）与盈利模式（王奇，2013）。 显然，企业与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杨光勇、计国君，2013）。而基于审计角度，要真正实现供应链企业碳减排工作，应该将碳审计应用到产品供应链层面（McKinnon，2010；方健、徐丽群，2012）。尤其是我国目前碳信息披露结构散乱、行业差异大、披露数量与质量不对称（陈华、王海燕、荆新，2013），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审计监督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碳会计信息披露的信心（王爱国，2012）。供应链视角的碳审计，微观层面有助于目标企业理解其供应链上的碳元素流动及变化关系，更好地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和构建，并向消费者传递积极的温室气体减排信息，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宏观层面可以提供国家或地区促进节能减排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尽管供应链上的碳审计实施难度大，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积极性不高，但一些世界一流企业，如沃尔玛、惠普、百事等均认为进行供应链碳排放控制有助于减少供应链成本。许多跨国大企业甚至组成供应链领导联盟，向其供应商施压，要求公布碳排放的资料，以提供其碳足迹验证。显然，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审计不仅具有实践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需求。 三、碳足迹供应链 供应链理论认为，供应链的本质是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在供应链中的流动。基于供应链视角，供应链上各节点的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必然排放着温室气体，产生碳足迹。因此，基于供应链的碳审计需要将供应链的碳排放纳入碳审计范围。伴随着供应链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是碳流。在产品层次上，碳流为产品自材料获取到寿命终止的整个寿命周期过程中的碳足迹流。即包括最初的原料供应商生产或制造原料并销售给下游产品制造商，制造商生产完成产品后分销给下游分销商，分销商分销给零售商，零售商销售给消费者，回收企业回收废旧产品，回收利用后的原料或产品又可以回到上游企业，这一过程中的碳足迹流。在供应链的各节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有据可循，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图1）：信息流呈双向流动，资金流逆向流动，物流和碳流呈顺向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