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家财政审计，开端于一次试点——1984年辽宁财政试点审计。这是一次重要的审计，起步奠基，载入史册；这是一次艰难的审计，苦辣酸甜，令人难忘。 试点对象，艰难的选择 1983年9月，审计署成立大会期间，召开了全国审计局长座谈会，会议确定：财政收支，必须审计，起步探索，先抓试点。每个省至少先抓两个试点单位。审计署则先试审一个省。 审计署的财政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已是1984年8月。酝酿、筹备时间用了将近一年。财政审计涉及范围广，难度大，不能不慎重，必须尽可能准备充分。 组织试审，首先要选试点单位。而这第一个环节就成了难题：选谁做试点单位？谁都不愿意揽这个角色，都怕被查出问题不好交代，都觉得“不查别人只查自己”不大公平。 经过多方做工作，最终选择了辽宁省作为试审对象。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辽宁是个大省，财政上缴比例比较大；其二，辽宁省审计工作基础比较好；其三，也有人头上比较熟悉的因素。 当时的辽宁省审计局长是位老同志，是从省财政厅调过来的，审计局财政处长是从财政厅预算处调过来的，审计署试审组就通过他们给财政厅做说服工作，又通过财政部的同志帮忙协调。审计署承担这项试点任务的负责同志，原来也在财政部工作，跟省财政厅的厅长、预算处长熟识多年，恳请对方看在老朋友面子上，配合一下。但好说歹说，省财政厅就是不肯，想方设法推辞。 后来，双方商定了条件：只是摸摸路子，对查出的问题不报告不处理。其实当时试审组的初衷也确实如此，就是摸索规律，探索方法，看看财政审计如何入手、怎样的工作程序。 得到这个承诺，辽宁省财政厅才勉强答应了。财政审计第一个试点对象，总算落定。 摸着石头过河 为确保这次试审的工作质量，试审组做了精心筹备—— 制定规则，明确试审任务； 配备干部，明确组织分工； 专项培训，明确技术要求； 试审组由15人组成。其中署机关4人：审计署财政金融局局长张燕生，以及王道成、秦萌、高占军，张燕生、王道成担任正、副组长；还有11个人是从北京、黑龙江、江苏、四川、云南、陕西六个省市临时抽调而来。 组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分成了总预算组、工业组、商贸组。各小组既分工，又合作。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印制了一整套审计方案——当然，是油印的，当时还没有电脑。 试审组进驻辽宁省财政厅。按照程序首先跟财政厅几位领导见面，就审计一些想法和工作方案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一上手，各种困难就接踵而至。财政审计，对当时每个人来说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道，虽然制定了方案、培训了方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情况千变万化，不时遇到新问题。到底该从何入手，不清楚，摸着石头过河。 试审组白天了解情况，晚上回来分析，寻找切入点，琢磨从哪一个问题入手，然后再具体分工，哪个人做什么，哪个事怎么办，干完一天晚上就碰头，研究第二天怎么做。就这样，试审一点一点摸索着进行。 首先要核实收支，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由于当时的审计工作不太被理解，特别是财政部门从来没有接受过监督，要去查账、核对，难度很大。核实当中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涉及财政厅以外的单位，如到银行、金库核对数据，对方不支持，要么说为客户保密，要么说你没有法律依据，无权接触资料。 试审组只好多方做工作，通过省审计局老领导和财政厅的老领导，设法疏通、承诺，才得到一些数据。“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监督，是去求人，求人家给你支持。不要说审计执法权威性，那时候我们进到人家那儿都是小声小气，不敢坐不敢站。比如说给我们一些资料，我们就得用笔抄，人家在那儿看着。说给我们复印一份吧，不行。非常难。特别是发现了问题，要核实取证更难。因为核实取证要向财政厅有关的处室去核实。他们有些是资料不全，过去财政透明度不高，处室之间都是互不沟通的。有些情况人家不提供，说没有这个，其实都有的。比如说预算编制，肯定都有根据，给哪个单位多少钱，你肯定有依据，我们在财政都待过，说没有，怎么可能！” 直到现在，王道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有几分无奈，但更多的却是一份坚定，“从当时来讲，工作的难度，外部的难度，我们还没感觉到特别不可接受，因为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当时的基本目标就是只要能试点，能趟路子，什么都好说。这个思路就是把局面打开，实际就是一种创业。把路趟出来，再难再累我们也能承受。哪怕对方再不支持我们工作，也要把事业开创出来，当时有这个精神在支撑着我们。” “大车店”里的苦与乐 大车店，是早年存在于东北民间的一种简陋旅舍，主要为赶路的马车夫们提供简单食宿服务，费用低廉。目前其早已绝迹，仅“大车店”一词尚存，成了“简陋廉价”的象征。 辽宁财政试审组最初进点的时候，省财政厅安排住在军区招待所。试审组觉得那里条件有些偏高，想换个条件低一些的，于是第二天就搬了，搬到一个叫“东北招待所”的地方。 “那完全就像一个大车店。”秦萌笑着回忆，“我们房间四个床位，住着三个审计组的成员，还住着一个来沈阳看病的客人。混住在一起。卫生间也是公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