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5-0170-11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5.023 一、明安海海港兴起与海疆经济分量的加重 民间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驱动着安海港的兴盛。早在宋代，商贾们造船出海，将“唐货”换成“番货”，转销国内。因此，宋代泉州市舶司已派官吏来管理安海港市贸易事务，“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1]。安海与石井隔海相望，近在咫尺。“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帆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镇市店肆罗列，百货杂陈，举凡越裳翡翠，南海明珠，无所不有，丝绵锦绮，氇毛靴袜，无所不备。镇市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2]明代，泉州港衰落，安海港更进入其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它逐渐发展成跟漳州月港齐名的私人海外贸易中心之一，其地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北靠厦门湾。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3]174其地理位置对发展海外贸易有一定的优势。《安海志》中说安海的形势为： 安平，泉南一大都会也。上接郡垣，下达漳、粤；西扼九溪、黄冈之险，南通金、厦、台、澎之舶。 其地势远自三峰、毫光，转东北十里为六都内坑、熊山，迤逦南行为七都桐林、前埔、曹店；自是而东曰佳坂、庵前，接以内市、浦边，障安平之左臂。而由内市南行则有庄头、井林、萧下，南至东石，以踞海门之东。其西曰古田、后萧接以曾庄、曾埭，障安平之右臂。而由曾庄南行，则有南安之朴兜、江崎至石井，以踞海门之西。是则东石、石井，实安平之二巨螯也。 其水道则由晋江东南隅诸溪流，南汇于石井江以达大海：其南安诸水则自九溪东折于大盈桥入溪尾、曾埭而注于海，与晋江水大会于海门，以通天下之商舶。[2]卷二，山川，p10 安海港居围头湾内。循围头澳而西，经丙洲、塔头、潘径，即达安海港。入港处有白沙、石井两澳东西对峙，是为海门。舟入海门，海面豁然开阔，港岸弯深，随处有避风良坞。旧有后垵湾者，在镇东里许，为天然避风港。海舶遇风，恒趋此避险。……安海江海流平，出入无风涛之险，较之泉州湾口江海争流，风高浪急，舟行有横风逆流之险，安海港尤为航海者所欣所向。[2]卷十二，海港，p118 但在明初的时候，江夏侯汤和整饬海域，安海不算冲要之地，还将元代设于该地的巡检司移往浯屿水寨：“洪武二十年丁卯(1387)，江夏侯整饬海域，以安平不系冲要，乃移本巡检司往浯州屿水寨，而以同安陈坑巡检司兼守本处。初未设官，随时以指挥、检校、县丞，千户等官委镇。”[2]卷一，沿革，p3明政府在此处缺乏直接管辖的机构，却为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提供了方便。《闽书》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贾夷，差强赀用。”[4]也有“晋江人文甲于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稍习机利，不能如山谷淳朴矣。然好礼相先，轻财能施，曷可少也”[5]。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2]卷十二，海港，p127又有文献称安海是“东南巨镇，朋比阗联，万有余家”的大镇[6]。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7]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 万历年间，安平镇经济进一步繁荣，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8]显然属于跨国贸易，安海商人采购来浙江丝绸、江西瓷器、四川药材和本省府县的山货、海味、手工业品、土特产，汇聚之后，浮海“贸夷”，安海成了海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安平港载运出去的货物包含了丝、绸缎、锦绮、陶瓷、药材、铁器、糖品、果品等，运销到柬埔寨、占城、暹罗、渤泥、三佛齐、吕宋和日本等国。安平商人常驾船到三佛齐与阿拉伯商人进行交易。换来的钱再买成胡椒、香药、犀角、象牙、珠贝等，运回安海再销往各地，安海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阛阓栉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174-175。 因为明政府推行“海禁”，故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因是海上走私，由此而形成的安海商人集团渐渐闻名于全国。“福地素通番舡，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盖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此皆海澳僻远之处，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明代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9]私人海上贸易几乎都控制在地方的强宗大族手中。他们从明中叶至明末不断发展，对外开拓，势力越显强大。李光缙说：“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十二，遂从人入粤。尠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资。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入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10]223这一段文字很实在地描写了一个安平商人发财的经历。李光缙感慨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锋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概也。”[10]225去吕宋贸易很快在安海形成一股风气：“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如《安海志》中所记叙： 嘉靖间，安平商人李寓西，即曾徙南澳与夷市，因长期与夷人交，能夷言，乃倍获其利。甚有富豪贾商，勾结官吏，私造海船，自雇船工，满载货物，迳自往日本、吕宋、交趾等地，其瞒天过海，各有妙法：或就海港附近小港澳，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或贿赂官吏，假给文引以渡关卡；或借官许通贸之琉球为转口再运往日本或南洋各地，以牟厚利者。更有大者：集帮伙，结船队，置武装，载私货，窜行海上。官称之为寇，却莫能制。若郑芝龙者，曾以安海港内之石井澳为踞点，集海船千百艘，纵行海上，成为东南海上之一大海商。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其始，仅船数十，至天启六年丙寅(1626)而有一百二十艘，次年突增至七百艘，崇祯间竟达千余艘。明朝对其发展之快，自叹为：“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2]卷十二，海港，p12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