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5)05～0001～08 所谓社会关系文化，指的是社会化的行为规则、惯例，是人们处理和认识社会关系的活动方式，亦即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固定化。①台湾在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精神文化等因素变迁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具有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尽管有时它不一定合法，但却成为得到许多人认可的社会规范、通行的惯例，在台湾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本文选择四种文化加以解读。 一、关说文化 关说一般指的是通过某种关系，进行疏通，为自己或帮助他人办成原本很难做到的事。按照台湾官方的定义，则涉及违法问题，它指的是不循法律程序，为本人或他人向公务员以及代表政府或公股的相关人员提出请求，且该请求有违反法令、营业规章或契约之虞。台湾方面还有关于请托关说登录查察的规定，依法可以提出陈情、申请、游说等关说行为，必须向相关的政风机构登录。关说涉及行政、执法、人事、工程、投标、采购等诸多方面。关说是“施”(“请”)与“受”的关系，受托者为请托者获取收益，请托者给受托者以回报，当事双方都会受益。既然有人受益，其他人的权益就可能受害。 在台湾，关说盛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媒体报道说：从乡民意代表、县市议员到“立法委员”，关说无所不在。有帮忙买火车票、机票、在各级机关安插人事、年终考绩、学生打架、行车擦撞纠纷、闯红灯与超速、被警方临检酒测等等，生老病死全包。选民往往一通电话，民意代表的服务就要到。更严重的是，立法机关也盛行请托、关说文化，影响到同意权的行使。所以，关说文化成为台湾民众痛恶的“立院”积习之一。军队里也盛行关说，柯文哲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生，当兵时，大家认为他一定会留在师部卫生营，可是别人“都去找一颗星、两颗星的大官关说，结果所有的凉缺都被占掉了，我最后被下放到步兵营”。②有的学者指出：“关说表面上只是人情请托，大家互相给面子，实则却是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石”。③还有人说：“关说影响社会风气，造成民众丧失对司法的信赖，并非台湾之福”。④ 台湾为什么会盛行关说文化呢?有人认为台湾人重视人情，在“情理法”中，“情”居首位，“法”处末席。也有人认为与选举有关。因为“张张选票都有投资报酬率的期待。那些平时能够为选民去关说，并且还能关说出成果的民意代表，选举时自然占尽先机”。因此民意代表必须为选民关说，否则就没有选票。还有人认为“行政程序不透明才是关说的源头”，台湾当局也曾表示要做好“民代关说制度化、透明化的设计”。 实际上，按照台湾现行制度，只要不被查到有金钱交易的关系，关说就不要负担罪责，因此，民意代表、关系良好的政治人物，乃至权力通天的商人，只要手法够巧妙，都可“合法关说”。 不涉及金钱交易的关说，甚至会博得台湾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王金平关说柯建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台湾媒体报道：他们数度向“法务部长”曾勇夫、“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陈守煌关说，指示检察官在柯建铭获判无罪后不要上诉。⑤由于两人没有金钱交易，台湾民间认为这就是朋友帮忙，柯建铭是“立委”，尽管和王金平不是一个党，出了事找“立法院长”帮忙，非常正常，而王金平不问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一个党，慷慨帮忙，堪称肝胆。在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事情，在江湖中却是义气。所以更多的人认为王金平是在“关心”，而非关说。⑥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司法的防线还未确立，关说、施压无处不在，行贿也常有所闻。奇妙的是，这种现象的盛行，是由下至上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情使然。不管一般人嘴里怎么说，能够通过关说、施压而解决问题的时候，台湾人民通常就会那样办；民意代表也知道，如果不帮‘人民’的忙，票就没了”。⑦这种社会关系文化给民进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他们公然为国民党人王金平鸣不平，矛头显然指向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反对政治关说、捍卫司法独立的马英九被视为“不讲情面”的人，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谅解。《联合报》社论指出：“王柯关说案爆发至今七个月，结果是揭弊者遭到判刑，成为全案最大受害者；这样的发展，相当程度反映了当下台湾诡异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⑧ 直到现在，柯文哲当选市长以来，“每天都有人打来跟他关说人事，他觉得很烦”。他警告说要公布关说者的名单。柯文哲能不能改变台湾的关说文化，这要看台湾社会给予什么样的答案了。 二、密室文化 所谓“密室政治”指的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盘交易。这种台面下的“黑箱作业”或“分赃政治”，在台湾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上自“总统府”下至村里长办公室，无处不在，无时中辍。至于政治人物与工商界大佬的餐叙场合，“每日晚间，在酒家上演的各党各派立委借酒色调解的权钱交换游戏”，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在台湾已经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密室文化。 台湾最高当局向来采用密室决策。“党内是没有民主的”，这是李登辉的名言。在他主政时，国民党的中常委、副主席等人都没有参加决策，“副总统”、“行政院长”等人也被排斥在外，而由他本人和少数智囊在密室中做出决策。陈水扁主政时，由“副总统”、党主席、中常委等人参加的“9人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只能提供决策参考，重大决策是由陈水扁个人与少数贴心幕僚在密室中做出的。⑨至于马英九时代，所谓“府党院5人决策小组”也不是决策机构，大家公认他是由“小圈圈”决策，决策的核心只是围绕在马、金(金溥聪)周围的极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