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回到知识性研究 毛泽东研究有知识和价值两个基本的视角。知识视角的研究任务，是厘清是什么和为什么，具体来说，就是厘清毛泽东有哪些论述和观点，分析其论述和观点的内在逻辑、知识传承、深层背景等知识性问题，构建有关毛泽东的内在知识体系。价值视角的研究任务，是廓清怎么样，即对毛泽东的知识体系、历史实践等进行价值评判。知识视角和价值视角紧密勾连、不可或缺。一方面，对毛泽东个人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基础，建立在理解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上的价值评价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建构有赖于价值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往往会关注毛泽东不同的论述和实践，构建出存有分歧的知识体系，这在丰富对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理解的同时，争议也由此产生。 毛泽东研究已历经大半个世纪，取得的成果可谓丰硕。但是，对毛泽东的知识性研究远未完成，毛泽东的论述和观点仍然有待厘清和深化。近年来，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左”、“右”对立，价值性研究明显压过知识性研究，不少成果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知识性研究基础上。有的研究对僵硬的价值立场毫不避讳，对研究对象肆意褒贬，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对研究对象的应有尊重；有的研究主题先行，对材料随意取舍，结论简单粗暴，引发一些有关毛泽东的所谓争论，降低了学术研究的品格。有论者指出：“许多倒向毛泽东的污水之所以被人接受，原因复杂无比，其中之一就是从价值立场出发而抽走认知性的基础。”①这一判断并非简单地为毛泽东辩护，而是恰切地指出了当前我国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总的来说，解读毛泽东，是什么、为什么这一知识性研究的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的主题是毛泽东的文化理论特别是文化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及理路。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域，且争论往往呈现两极化特征。有论者从先进文化的角度，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卓见，认为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之集大成者；有论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实践辩护，分析对今天的借镜意义；有论者批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实践，指出毛泽东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和大倒退，甚至得出毛泽东有“反智主义”倾向的结论。笔者认为，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出现如此多的分歧，说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确实复杂，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紧张，使研究者可以从中取得有利于自身论断的支持；同时，这也说明，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知识性研究，特别是对其文化思想的自身逻辑、内在理路条分缕析，得出一般性认识，仍然是有价值的。 学界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知识性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观点列举式，逐条列出毛泽东有关文化的观点，引用毛泽东的文本和政策实践进行阐释和说明。国内大多数研究属于此类。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概括一目了然，毛泽东的观点能够简洁明了地予以廓清；不足之处在于单向度审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难以厘清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也会忽略毛泽东文化观点的具体历史背景与演进过程。二是历史分析式，就是将毛泽东某一具体的文化观点植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细致分析。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深入细致，能够揭示观点形成的具体原因及思想观点之间的对话与前后相继的关系，分析深入；不足之处在于容易流于细碎，可能会牺牲视阈的广度和分析的高度。三是范式解读式，借用某一个知名的理论范式，来解读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比较知名的如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范式来阐释毛泽东关键性的文化思想，进而提出新的解读，韩毓海的研究为此种方法运用的佼佼者②。这一方法的优点是提纲挈领，能够提出新的解读角度和新的见解；缺点是带有较为强烈的前提假设，范式的价值立场浓厚，以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来裁切史料的痕迹较多，研究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引发笔者以及很多研究者对毛泽东文化理论持续兴趣的，是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践。理解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文化革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化革命是中国近代一个非常普通的词汇，但文化革命一直停留在思想论争、教育改革、思想改造等较为“纯粹”的文化领域，毛泽东晚年将其推进了暴力斗争范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何以会走向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命题。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讨论，辩护、肯定的观点和批评、否定的观点论争激烈。比如，杨德山认为，中共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具有“纯粹文化”、“观念”、“物质”(发展生产或增加生产力)三方面的含义，1956年后，中共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开始出现“逻辑错乱”，在“纯粹文化”、“观念”、“物质”三个方面摇摆，文化革命最终走向所谓以“夺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③。陈晋、王钧伟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④，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而否定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宋婕提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是要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构建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虽然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存在不少不足，但“无疑为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⑤。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则提出“文化大革命”本身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而是要构建新理论：“就像毛泽东通常对革命进程的理解那样，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要让理论完全来自于实践。”⑥这些解读不能说没有见地，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内涵和逻辑究竟如何，“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1956年后出现的“逻辑错乱”的结果，还是其本身的自然演进，抑或毛泽东要创造新的革命理论，确实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