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微观松绑造成了以“批判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为起点的思想改造运动突然扭转，进而爆发了一场美学领域内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现在看来，思想改造“大环境”中“双百”方针“小气候”的出现，是针对朱光潜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清算发生学术转型的根本原因。正因“百家争鸣”“小气候”的突然出现，不仅为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松了绑，还客观上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与此前的系列批判运动呈现不同的性质，①具有了严肃的学术讨论氛围和态度，因而也非如学界部分学人所全盘贬抑的“与当年的‘大鸣大放’‘大跃进’‘大字报’等等是同一家族的词儿”，②“是披着学术外衣的一场‘洗脑’的‘政治运动’”。③然而，这场“美学大讨论”又并非如学界另一部分学人所全盘称颂的是“一场真正的百家争鸣”，④是“唯一的一套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话语，因此，它始终没有遭到政治批判”，⑤尤其是在各种口径“编者按”的引导下，它仍是思想改造在美学领域的深入与延续。作为“知识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博弈，这场美学讨论直接缘起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过程中进一步扩散到美学领域内的“胡适派”朱光潜头上。《文艺报》作为“幕后推手”，全盘操纵着这一“美学事件”的组织发生，《人民日报》的参与则是这一事件由“政治批判”发生“学术转型”的拐角点，并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的交叉互判为标志“戏剧性”地逆转为“百家争鸣”语境中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美学大讨论”。与此同时，随着讨论的展开与深入，《新建设》《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报刊也参与其中，对“美学大讨论”在“思想改造—‘双百’方针”这一“政治—文学”场域内的双向叠合与曲折演进起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一、从“读者来信”到“澄清思想”：《文艺报》揪出了朱光潜 “美学大讨论”正式发动的标志就是1956年6月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作为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更扮演着“阵地性”的角色。在创刊号中，编者就提出“及时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⑥的宗旨要求，而在时代转换的初期，文艺战线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周扬所指出的要“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其关键“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⑦正是在这种变更旧有意识形态，构建新型知识话语，借以确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威的形式下，《文艺报》于1949年初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展开对朱光潜等旧知识分子代表的批评。此后，在一系列政治施压和思想运动中，《文艺报》又于1956年不得不再次揪出“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朱光潜，要求其就“过去的美学观点”进行自我检讨，以便“澄清思想”，这也是美学讨论在政治层面上的逻辑发生。 (一)“询唤”的主体与“规训”的对象：接二连三的“读者来信” 早在1949年10月25日，《文艺报》就以“文艺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丁进的“读者来信”，称“我的理论或者染了朱光潜的什么毒，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展开讨论”。⑧《文艺报》在刊发这一来信的同时加发了“编者按”： 编者按：接到丁进同志来信，提出有关美学的问题，现在特请蔡仪同志答覆。以后欢迎读者多提出问题，我们一定负责请专家解答。 在刊发“读者来信”及“编者按”的同时，还刊登了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一文进行“答惑”，认为朱光潜将美感看成与现实人生“孤立绝缘”的“排除一切情感欲望”的情形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因为对象的实际效用和社会政治意义是美学对象的先决条件，而且“艺术标准要服从政治标准”。⑨接着丁进的“读者来信”，《文艺报》1950年又发表了朱光潜的回应文章《关于美感问题》以及黄药眠《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蔡仪《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两篇再批判文章。作为对此前蔡仪批评的回应，朱光潜首先承认自己过去思想有许多地方“错误或过偏”，但又并不以为然，提出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⑩中。而作为对朱光潜回应的再次批评，黄、蔡两文竟置于朱光潜文章之前。黄药眠主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朱光潜此前美学进行清理，意识形态较浓，并告之此后还将专门就美的问题撰文阐述；蔡仪则从理论商讨的角度对朱光潜美学及其与克罗齐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批判朱氏割裂和否定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11)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决心“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12)此后便全心投入思想改造中，认真诚恳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检讨，希望早日完成身份改造与角色转换。但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朱光潜而言，改造注定只能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13)也必然不断遭受批判与指责。 195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封来自谢亮生的“读者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朱光潜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的要求：“朱光潜还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这不单是他个人改造的问题，也是他对受过他影响的人应负的责任。”(14)同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赵瑞芝的文章，再次呼吁朱光潜作进一步检讨：“我觉得朱光潜的检讨是不够深刻的，他还没有把过去的错误思想完全暴露出来，并作批判……希望朱光潜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否则，他今后怎么能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呢?”(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