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以中國影響日本爲主。及至近代，甲午戰争改變了這一格局，二十世紀初大批中國青年學子走向東瀛，反過來向日本這位曾是自己的學生討教，中日文化交流遂出現“倒流”現象。中國不僅學習日本文化，而且通過日本這一渠道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成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參照。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以胡適爲代表的留學歐美“海歸”，努力謀求在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新的結合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文化。胡適作爲新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以其在文學、哲學、史學多方面的創新成就，在中國知識界造成强烈的震撼性效應，同時也給日本學界以極大的衝刺。日本學人通過譯介胡適的作品，追踪胡適的學術動向，試圖掌握中國新文化的進程。有趣的是，由於胡適1925年開始進入禪宗史研究領域，自認爲據此强項的日本學人與之展開對話和論争，這不蒂是中日之間的一場“學戰”。胡適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特殊表現，給人“意外”之感，加上中、日學界對此均不見專文系統探討，更易讓人產生探究的衝動。① 一 胡適的訪日經歷 胡適并没有在日本留學或長期居留的經歷，但他過訪日本的頻次之多在同時代中國學人中實屬少見。1910年7月中旬胡適赴美留學時，第一次途經日本，9月25日他從綺色佳發出的《致胡紹庭、章希吕、胡暮僑、程士範》一信，道及所見日本之印象，顯見其對日之輕蔑： 過日本時如長崎、神户、横濱皆登岸一游。但規模之狭，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屬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爲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骎骎稱雄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韓已合并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爲韓續耶!②同行的趙元任留有此行的日記，可資參考，惜未公布。③ 胡適留美歸國時，船經日本，時間是1917年7月5日至8日。所經情形在《胡適留學日記》中有詳細記載： 7月5日，“下午四時船進横濱港，始知張勛擁宣統復闢之消息”。下船後，乘電車去東京，“與郭(虞裳)、俞(頌華)兩君相見甚歡。兩君皆澄衷同學也”。“諸君邀至一中國飯館晚餐”。“是夜九時，與諸君别，回横濱。半夜船行”。④在東京時，購《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上有桑原隲蔵博士《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甚得胡適欣賞。“其大旨以爲治中國學宜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⑤7月7日，“晨到神户，與(張)慰慈上岸一游”。⑥7月8日，“自神户到長崎，舟行内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胡適稱沿途所見爲“亞洲之‘千島’耳”。到長崎未上岸。⑦7月10日，船到上海。這次途經日本，加上與同船日人永屋龍雄、朝河貫一的交流，提醒胡適對日本學術界的注意。 1927年4月胡適從美國回國途經日本，在日停留23天(4月24日-5月16日)，這是他第三次過訪日本，也是他歷次訪日時間最長的一次。此次訪日先“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⑧後赴其它地區旅行。胡適訪問日本的情形雖未見存日記，但從他後來的一些片斷文字可窺見大概： 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濱，就接到[丁]在君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講，國内黨争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説：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日本。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只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歷了箱根、京都、柰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户回國了。⑨訪日期間，恰逢國共分裂，胡適閲讀報刊，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利用這次訪日機會，胡適會見了一些日本佛學界人士，這與當時他對禪學研究的興趣有關。“路過東京，見著高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高楠、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⑩這是胡適第一次與日本佛學界的直接接觸。在奈良，胡適會見了香港大學創始人愛里鹗(Sir Charles Eliot)爵士，此君“精通梵文和巴利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巨册；晚年曾任駐日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當天的會晤稱得上是國際佛學界的一次高端聚會。“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lvan Levi)，瑞士(現改法國籍)戴密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11) 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在他們的回憶文字中，都提到胡適此行曾到京都大學作過一次演講，狩野直喜、鈴木虎雄在場，倉石武四郎致閉會詞，因此與胡適“初次結識”。(12) 胡適就當前形勢與日本各界人士交换意見。他會見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福田與胡適早於1922年在北京即已結識。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胡適特别提及他們之間就歐美的社會政策的一場對話。(13)他參觀了《朝日新聞》社舉辦的“新聞事業展覽會”，這次參觀活動令胡適深感不安： 有一天，外務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東京《朝日新聞》的新屋，樓上有一層正開着一個“新聞事業展覽會”，岩村先生帶我去看一間特別展覽。我進去一看，只見墙上挂滿了無數薄紙條子，像是日本電報紙，足足有兩三千條。岩村先生對我説：“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東京《朝日新聞》一家接到的緊急電報。那天南京日本領事館被攻擊了，日本人也有被傷的，據説還有國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報紙發了無數的號外。人心的憤激，先生請看這些電報就可想而知。但幣原外相始終主持不用武力。駐下關的英美炮艦都開炮了，日本炮艦始終没有開炮。”我那時看了那一間小房子墙上密密層層的電報紙，我第一次感覺到日本的霸權的威嚴，因爲我明白日本那時有可以干涉中國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濫用，可以説是無害的霸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