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30-07 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以加拿大、美国、印度等国家的志愿医务人员为主体所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及大量的国际医学友人纷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创办医疗卫生机构，从事战地救护，防治疾疫流行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学界虽有关于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医学友人的零散分析与探讨，但在整个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的研究方面仍付之阙如。本文结合抗战时期卫生工作史的有关资料，试对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国际社会援华医务人员概况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怒。1937年9月14日，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向新闻界发出声明：“对这一悲剧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这也许对印度本身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①除在印度各大城市掀起声援中国的浪潮外，国大党第五十二次会议还通过了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战的决议。1938年7月，正在英国访问的尼赫鲁把自己的妻弟爱德医生从西班牙国际纵队调回印度，并迅速组建了一支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队员柯隶尼斯、巴苏和木克吉等5位大夫组成的援华医疗队。②9月17日，该医疗队到达广州，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和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印籍侨民等2000余人到码头迎接。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游行中，巴苏医生向宋庆龄表达了医疗队打算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的愿望。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医疗队于9月29日抵达汉口，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医疗队先后在武汉、宜昌和重庆工作了半年。在重庆，负责接待医疗队的中印文化协会的谭云山教授为爱德、卓克，柯隶尼斯、巴苏和木克吉分别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12日抵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姜齐贤部长的热情接待。随后，医疗队的医生先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和相关根据地的卫生学校，开始了其艰苦的医疗服务工作。③ 比印度援华医疗队还早一点到达中国的是加美流动医疗队。1938年1月，在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了一支由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任队长，美国医生帕尔斯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为队员的加美流动医疗队，携带一批医疗器材，到达中国。除美国医生帕尔斯留在武汉外，白求恩、尤恩及在西安临时加入的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医生一道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白求恩在延安停留一个多月后，于当年5月份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军区开展医疗工作。④ 1939年至1940年年初，另有一支由16个欧洲国家的医生所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分批来到中国。该医疗队后经重庆，乘汽车翻越娄山关，渡过乌江，最后到达贵阳图云关。因其分属不同的国籍，又都来自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参加过反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战争，且将西班牙语作为其间通用的交流语言，因此被统称为“西班牙医生”⑤。因该医疗队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和资助下，并没有建立正式组织，因此在贵阳市郊图云关被统一纳入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资料，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列有21人。其中，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等人来自波兰，克兰兹多尔夫、克兰兹多尔夫夫人、杨固等人来自罗马尼亚，玛库斯小姐、贝尔、顾泰尔、白乐夫等人来自德国，沈恩来自匈牙利，甘扬道来自保加利亚，富华德、肯德、严斐德、王道等人来自奥地利，基什来自捷克，何乐经来自苏联。⑥另据英国友人克莱格、德国友人顾泰尔等人的回忆，还有3名来自德国、1名来自英国、2名国籍不明的队员未被列入纪念碑名单。⑦在图云关6年的烽火岁月里，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把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不断运送到战地救护最急需的地方。 除上述医疗队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际医学友人先后来到中国。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伯尔乐医生、何尔姆医生携带药品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香港办事处。4月23日，两位医生起程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不久被分配到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⑧1939年初夏，“由美国自动来华加入红会工作之外科医生有五名，同时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多名”，亦加入到了对华医疗救护工作队伍中。⑨ 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不久，即积极参加了“救济滇缅路上被日方炸伤之平民”的医疗工作。据《申报》报道，这支救护队有队员50人，救护车10辆，并有流动手术室、消毒器、发电机及x光机等设备。⑩1941年9月4日，美国医生柯恩女士乘轮船抵达香港，而后前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服务，她是“美国赴自由中国服务女医生之第一人，系美国医药助华会所派遣”。“伊所订之合同，期限为二年，在此期间决集中全力扫除肺结核症，该症在战时难民缺乏营养之情况下，极为流行。柯氏因恐内地牛油缺少，携有维他命A片甚多。”(11)1942年4月20日，美国医药助华会又派遣一支由内外科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华，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担任医药指导及医师双重职务”(12)，“帮助中国克服目前因缺乏有训练之医药人员所引起之困难”(13)。1942年10月15日，据《新华日报》报道：“为响应救治中国伤兵，英国红十字会特派遣医院工作人员一队来华，现已抵达长沙，即将在该处设立后方医院一所，以应需要。该队包括医生八人，看护十二人，X光技术员一人，会计一人。该队除长沙之后方医院外，并计划在湘潭设立医院，且已成立流动医疗队，以便在前线附近工作。”(14)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中国抗日战场的医疗救护事业“因有不少外籍医生之加入，效率大见强固”(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