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5)05-0005-11 自2014年起，我们课题组持续在美国各档案、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抗战时期西方人士对中共敌后根据地观察的历史记载。这些史料从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组织、战略战术等不同角度，如实记录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如何在敌后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鉴于这些文献的历史价值，我们决定把这几千份来自大洋彼岸有关这段难忘历史的档案，编成影印文献集丛书，并相继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外抗日战争研究者、对抗战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一、史料的价值与意义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实际上有三股力量在作战：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又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战场也分为三类：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的敌后战场，以及国共两军的对峙。国共两党虽在抗战中结成统一战线，但双方的矛盾根深蒂固，摩擦不断且发生过严重冲突。此外，随日军为虎作伥的还有大批伪军，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 不同于正面战场，中共在敌后进行的广泛战斗并没有众多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以及五一大扫荡等重要事件之外，其他无数次小型战役鲜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看来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属于战争侧翼，并不那样引人注意，很少有人能洞察其战略意义；二是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外人很难进入中共根据地和游击区了解到真实情况，而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和记载，对于中共游击战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三是敌后战斗的紧张和根据地的环境艰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记载有限，即便有所记载也难以保存下来。 实际上，百团大战并不真正体现中共抗战的关键作用。这次战役虽然打击了日军，但随即遭到日军大规模报复，对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随后中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战役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事实表明，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才是最好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方式。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②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必然遵循的原则来看，真正能体现中共战略战术精神的恰恰是那些基本上没有多少史料记载的中小型突击战。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牺牲，在日军进攻时往往避其锋芒，而在敌军无准备时发动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争取以最小的牺牲换来对敌人最大限度的打击。 抗战期间，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倾、在去之前如何受国民党有关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谣言所蒙蔽，去过抗日根据地之后，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在武器奇缺、环境极为残酷艰苦的情况下，已经在广大敌占区有力地牵制住了大批日伪军。他们相信一旦中共获得较好的装备，就有可能给侵略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不少来访者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共的游击战，以取得盟国领导层中有识之士给予八路军、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这些人的呼声冲破了日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的重重封锁，把中共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善战的业绩传到外界。 日军在与中共长期武装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战就更困难。因此对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也倍加防范。例如，抗战末期，日军以重金悬赏追杀前往敌后考察的七个美军观察组成员，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牺牲；另一位布鲁克·杜伦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帮助杜伦死里逃生。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由于这些观察人员的专业能力(或是记者或是军事情报人员)、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他们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相对准确、客观的。为展现当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留下了有极高参考价值的历史见证。 二、史料使用状况 这些珍贵文献中大部分在国内尚未被使用过，而在国外也主要用于对这批西方见证人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描述上。关于去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出版过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为这些人在麦卡锡时代遭受的迫害而鸣不平，把他们概括地称为中国通。如康恩的《中国通：美国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遭遇》强调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③彼得·兰特却是围绕着中国通父亲的经历，采访了不少与他父亲同时代的当事人，写下了这段历史。④保罗·戈顿·劳伦编的《中国通：伦理与外交》一书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论文，也包括了当时部分亲历者，如戴维斯，几十年后对这段经历的总结。⑤麦金农在1985年邀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会，《中国报道》一书就是以口述历史形式发表的会议记录。⑥虽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过一些60年代开始解密的这批历史文献，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主要用来补充对中国通个人经历的描述，这种运用还是缺乏对文献本身的系统研究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