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5.03.007 本文所指的传统势力主要是指宗族势力、地方势力(地主豪绅)和地方主义、传统思想等。这些传统势力在中共的纲领或决议中，是明确宣布必须废除的，且在革命斗争之下必然会彻底消除。然而革命实践与革命政策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即这些传统势力以顽强的姿态阻碍土地革命，其消极性远远超过中共的理想预期。这种政策与现实的较大偏差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策略。在中共积极的革命应对情况下，中共才逐步开始掌握土地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在此基础上推动革命的展开，继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目前学界而言，黄琨、王奇生、陈德军、何友良等学者对宗族势力、地方主义等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分析，①但尚缺乏对传统势力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的全面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论述传统势力在土地革命中的多层次阻碍作用，来客观反映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考察中共对传统势力的利用等方面，以折射中共革命应对的灵活性，从而在更为客观的层面来展示土地革命的艰难，以及中共的革命智慧。 一、中共革命思想与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相容，导致它的社会渗透难以深入 (一)中共中央的革命预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确立了苏维埃革命(土地革命)的道路。苏维埃革命要求废除传统势力和落后思想，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一革命理论在土地革命初期予以明确。苏维埃革命方针确立之后，中共中央就要求在传统势力强大的农村，中共领导的农民斗争应该坚持“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的方法，立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迅速歼灭豪绅，分配土地。②对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农民与地主势不两立，必须毫不客气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宣布废除。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乐观估计，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可以使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发生根本动摇。④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全省暴动的决议案中，更是激动地表示在一些暴动地区“豪绅在乡村政权已完全被农暴打溃”。⑤换言之，通过农民暴动，地主豪绅等传统势力毫无疑问会被消除。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议案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更为客观，但对消灭传统势力的彻底性仍然持肯定态度。它认为，“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中共必须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⑥要言之，土地革命之初，中共中央依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借鉴苏联革命模式而确立的革命设想，对农民暴动充满了激情和乐观，对传统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估计不足。 实际上，传统势力在多层面阻碍了中共土地革命的推行。从浅层次地来说，它使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陷入困境；从内部而言，又消极影响了党政军建设；从动员和军事斗争上看，又阻碍了土地分配和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行。 (二)革命思想渗透的困难 要开展土地革命，必须使农民认识中共的革命思想。在宣传中，中共在暴动早期过分强调了农民生活的艰难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革命性，即似乎只要中共到农村一呼应一发动，农民就会跟着起来闹革命。但事实却是很多农民要么毫无反应，要么革命受挫后又缩回以前的状态，要么左右摇摆，敢于彻底干革命的农民并不多。革命思想渗透不深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理念与中共的革命理论具有不相容性或抵触性，以及传统思想具有历史持久性。 传统理念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宗族思想。宗族的存在形式已经成为民间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思想几乎深入农民的精神灵魂，宗族势力在社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⑦正因为宗族的存在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导致阶级斗争主张在农村的传播遭到很大的抵制。关于农村宗族势力和思想的普遍性，在中共的报告中屡见不鲜。江西省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区域，其宗族势力的影响力尤其大、宗族观念深入人心。⑧福建作为沿海省份，这一现象同样普遍。根据福建情况的报告，甚至在土匪和工人中都存在家族式或宗族式的组织方式。⑨宗族思想在客观上与阶级斗争主张不相容，因为阶级斗争要求农民必须彻底废除宗族势力、思想，以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其传播的艰难性不言而喻。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其《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困难进行了精到的阐述。他说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因此，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⑩可见，宗族思想不仅成为农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中共推广阶级斗争理论的障碍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得不感慨“非有—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11) 与宗族势力相联系的是地方主义。这一传统势力在农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担忧地指出，由于受地方主义影响，一般群众和党员很难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指农民)也是不大懂得的”。(12)尤其在江西省、湖南省等地，不仅有一般的地方界限，土客籍斗争和观念也很严重。1929年4月4日，彭德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地域界限意识在群众甚至在一般党员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虽然经过革命宣传和洗礼，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消除。(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