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社会产生颠覆性冲击，传播介入引发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媒介本身的变化快速剧烈，但传播教育对此的认知却有所不力，对现行的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对传播规律的研究应加快深化，对传媒发展的方向应给出解答。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传播广泛地介入社会，社会普遍地运用传播，大众参与传播的广度，融入传播的深度空前，人们的交友、交易、交换、购物、阅读、传递、体验等线上传播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传播引起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快速剧烈，趋势不可预料。 传播社会化和社会传播化的现象，照理应该引发传播机构的繁荣发展和欢欣鼓舞。早在1993年，我访问欧洲著名的跨媒体集团RTL，在法国和德国，集团的负责人充满自豪的行业前景描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通讯传播产业代表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这个行业正好属于通讯产业的范畴，因而是大有前途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进入互联网时代、经历通讯传播产业繁荣时期的同时，看到的却是以新闻传播为职责的专业传播机构出现的分化重组，在重大舆情发布中的影响力位移和产业式微，尤其是报纸，状态可以说是痛不欲生！许多媒体人想方设法试图突围寻生，无奈天机已失。 中国当代的传媒人总体上敬业优秀，其中有不少出自我们的大学培养。但今天的社会变化对他们来说，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许多媒体人很努力，无奈大势已变，就是把自己做成“法拉利”，也跑不出速度，因为限制它速度的在界外，取决于有无高速公路，即使有高速公路，能否加速又取决于限速规定。试图通过融合突围，短期内要增加投入，抬高成本，在收入下滑的情况下，这更会加剧生存的艰难。 于是有不少媒体人重拾行装，整理难以割舍的情怀，放轻负担，开始人生的新的选择。而在业内坚守的媒体人，常把期待的目光，投射到学界，希望大学能够运用她的专业，为媒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指路把脉，解疑释惑，给出可信的指导和有说服力的解答。但很遗憾，迄今我们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学生和人才，主要还是针对和满足传统媒体的需要，我们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育方式、案例运用等，曾经满足的，是一个非互联网时代、完全垄断性媒体的生存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从传统教育中走向社会的许多优秀媒体人，即使在实践中经历千锤百炼，仍然难以应对一个变化中的媒体生态环境。这对我们至今总体上保持不变的传统新闻教育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 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基础是现实社会，变与不变的前提也应该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和需求。现在信息传播不再受制于垄断，社会化媒体成为主流，实时交互体验等过程性传播，正在破解传统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正在渴求创新一种新的、与社会变化现状相对应的说法，这些说法要能说服业界，当然先要说服学界，学界要认识到，说服业界的前提是说服自己改变。如果自己不做改变，也就很难去认识和解释改变。 一、学界迫切需要回应的五个问题 第一是新闻办媒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都以“新闻”冠名，但是今天对新闻价值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纯粹用新闻支撑媒体机构存在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还能维持多久？因为传播已经社会化、普遍化、实时化，以时效性、独家性、稀缺性体现传播价值的媒体生存，在今天还有可能持续吗？传统主流媒体固然还有体制优势，但体制性垄断必然伴随一些限制性要求。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否还停留在原有的理解基础上而没做改变？ 第二是内容价值 我们都知道做好传播内容的重要性，但今天，我们是否还应简单地信奉内容为王？究竟是内容为王，还是以内容的理解为王？对内容的理解、需求、接受，难道不比内容本身更重要？决定内容产品价值的是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和需求，当这种理解和需求不存在时，内容在传播中的出现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在物联网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家企业已经绝无可能对消费者提出任何以自己“为王”的口号，一切以“为用户着想、为用户服务”是企业最大的价值追求。上层建筑领域精神产品的供需规律，难道可以不同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供需规律，会有另外一种独立的方式存在吗？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许多人用马克思所强调的“新闻自由”来置疑当下的新闻管理的一些做法，须知这是马克思当年对执政党政府无理查封报刊的批判。今天我们的媒体机构都是执政党的媒体，我们在发挥媒体功能、发展媒体事业时，一方面强调对从业人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有说服力地解释清楚当下新闻管理和新闻自由的一致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新闻所倡导的出版自由、第三种权利和法定自由中的相对自由，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更好地入脑入心？ 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基础是现实社会，变与不变的前提也应该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和需求。 第四是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从市场驱动到中央要求，再到媒体探索，都莫衷一是。传统媒体都在做，都做得很艰难，但是，比艰难的探索实践更艰难的是：融合的前景不明。究竟是形态融合，还是功能融合，或仅仅是一种关于融合的思维方式？媒体应该怎么做？学界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也不能王顾左右。现在的情况是：媒体不做学界说不行，媒体做了又说模式不对，问及有什么模式可用，又答全世界没有成功的模式，于是故事结束了。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科研力量雄厚，投入资源丰厚，如果我们对此始终拿不出一个过得去的“说法”，似乎也是说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