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9-0017-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9.003 在《认同的空间》中，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试图从传媒技术角度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将视听文化对新型认同空间的建构作用作为关注重心。在他们看来，信息新技术正在重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这副新的媒介版图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全球性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形成；二是国家范畴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危机；三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区域性与地方性活动。空间与地域概念正在悄然改变——人口、文化、货物、信息的迁移、流动方式表明，现在不是主要依赖诸如海洋、河流、山脉等地理位置区隔来划分国家或民族的“自然边界”；而是越来越借重传播与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输空间”——来划定在这个时代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呈现渗透性的边界。①因此，欧盟已将视听等传播业定为创造欧洲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② 一方面，媒介越来越呈现为影像的，不是全球媒介加速了影像的传播，恰恰相反，影像加速了媒介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围绕影像产生了新的全球性竞争，正如莫利与罗宾斯援引弗雷歇的观点所示：“全球通信策略的中心围绕在国际‘图像业之战’和‘图像巨业’之间的斗争上。”③如果说莫利与罗宾斯20年前的判断仅仅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和一个开端，那么今天的事实足以证明以传播技术发展与市场转换为基础的“全球图像业”已经成为组合及塑造各国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路径，“无疆界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重构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记忆的中心机制，并促成一种新型社会群体观和虚拟疆界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意识到影像生产和传播在表达主导政治理念、传递社会核心价值、播撒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神话等方面的潜能，并通过国家投资、政策倾斜、市场规范等手段加大对影像产业的监管、引导和参与力度。 然而，影像的弱阐释性内在地决定了“像化”国家形象认知偏差的必然性：在公众对具体可感的影像文本进行抽象意义的提取时，他们总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予以概念化的形象重构和意义读解。社会习得、历史记忆、交往行为方式、国族利益、社会群体观等文化因素共同铸就了公众的文化心理模式——它们或者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立场，或者体现为一种文化对抗的姿态，或者呈现为一种文化间离的心理。基于文化认同、文化对抗和文化间离这三种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可以对“影像中国”的认知模型做一个简单耙梳。这些文化心理模式影响着公众理解和阐释“像化”国家形象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知识立场、情感态度、泛化概念，以及图像和形象等。由于文化心理模式的殊异，无论是单一的影像文本，抑或影像文本序列都常常被抽取出不同的国家形象和意识形态涵义，这种意义离散和偏移阻挠着稳定的、统一的国家影像认知之形成，也限制着主导性国家形象的析出。 一、文化认同模式与“像化”中国形象的积极读解 文化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④，亦即文化群体内成员或文化群体外成员对包括历史、语言、宗教、民俗、惯习等在内的特定文化价值及其效用所秉持的肯定性体认态度，是认知和情感上的趋同及依附倾向。其实质是一系列客观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在主体内心世界的正面投射和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既是一种分裂的力量，也是一种统和的动因。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层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⑤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抑或政治及经济相面的区划，而是文化层面的分野。因为，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仅受制于权力结构和财富追求的驱动，更受到文化偏好、文化共性以及文化差异的深刻影响。 认同中国文化的主体往往通过共同分享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共同认可的象征、神话、仪式和庆典，共同肯定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民族传统和实践形式来表达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支持和理解。这种知识立场和文化态度将直接投射于“像化”中国形象的认知过程当中——导向一种积极的形象拾取和意义解读。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意味着主体对一些中国的基本存在、哲学假定、普世价值、社会关系、民族习俗、道德伦理以及生活逻辑等相面的肯定性体认。这种文化亲缘关系能够为承载中国形象的影像文本提供最“妥帖”的前理解基础和想象力沃土。 首先，文化认同是以“熟悉”和“亲近”为逻辑前提的，因为认同总是建立在对某种文化知晓和熟识基础之上的体认。对中国文化秉持认同态度的国内外公众更容易从特定的影像文本中辨识出中国形象的组构要素及其内涵。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在巨幅山水卷轴画中徐徐展开的，这是一幅有关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宏伟长卷。在这幅意味隽永的画卷上，是否能辨识出巨幅画卷纸所指征的“造纸术”，大型汉字方阵所表征的“活字印刷术”，神奇焰火所礼赞的“火药术”，作为独舞者道具的“指南针”？是否能领略三千孔家弟子吟诵的《论语》，击缶而歌的朴拙韵律，木偶京剧的激越之音，寓意天圆地方的太极表演？是否能体味《清明上河图》的恢弘壮观，《春江花月夜》的轻盈典雅，簪花飞天仕女的优美动人，丝绸之路的艰辛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主体对中华文化的熟识程度。没有关于中华文化的知识积淀、缺乏对东方文明的辨识力和感受力，何以从这些文字、诗词、画卷、音乐、人物、景观的具体形象中体验那种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感受那方挥洒自如的东方意趣？品味那份清逸浪漫的东方韵味？最终合成观念层面的中国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