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语言决定思维方式吗 语言学界影响广泛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大意是：语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用者感知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沃尔夫的许多文章，①均或明或暗地说明：语言决定某些非语言的认知过程，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思维，人们无意识地通过自己已经习得的语言对事物加以分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广泛兴趣，以至于有人非正式地断言：如果爱因斯坦说的是汉语，那么相对论将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上，甚至有人把中国没有产生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怪罪于汉语，认为：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形态严格的语法结构，导致中国人无法用汉语进行严谨的逻辑思考和科学推导。当然，诸如此类的论断，大多是意气之论，似是而非，难以证伪。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哲学式的思辨和猜想，而且试图通过有关的实验和实证研究来证明或否定“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其中，一个有名的案例是关于英语和汉语中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推理能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语言中反事实表达有无专门的语法结构，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反事实推理能力的有无或强弱，是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所谓反事实推理（reasoning counterfactually），指根据跟已知事实相反的假设条件来进行推理；所谓反事实表达（counterfactual expressions），指表达反事实推理的语句，通常是由反事实的假设条件小句和相应的结果小句组成的。② 基于对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Alfred H.Bloom）的实验及其结论和欧洁芳（Terry Kit-fang Au）、刘（Lisa Garbern Liu）的质疑的思考，我们将展开对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反事实表达的特点及其语法化程度的讨论，进而以汉语的反事实表达与推理为例，说明我们对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见解。 一、汉语母语者能够进行反事实推理吗 为了考察不同语言的语法范畴是否真的影响使用者对世界的知觉，布鲁姆③曾研究汉语和英语母语者如何进行反事实推理：根据和已知事实相反的假设条件（即反事实条件），推出一种跟事实不同的、本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假定有这样一个情境：几个人在等John看电影，结果他来迟了，导致大家都迟到。对此，英语有虚拟语气（subjunctive），可以表达成： （1）If John had come earlier,they would have arrived at the movies on time.（如果John来得早一点儿，他们本来是可以准时到达电影院的） 但是，汉语没有像虚拟式这样的特殊方式来表达反事实的意义。布鲁姆认为，因为汉语缺乏明显的反事实标记，所以说汉语的人进行反事实推理会有较大的困难。他在香港给汉语母语者呈现下面的句子： （2）I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ere to pass a law requiring that all citizens born outside of Hong Kong make weekly reports of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police，how would you react?（如果香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所有在香港境外出生的居民每周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活动，你将有什么意见） 结果，这些被调查者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政府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当要求他们设想香港政府通过这项法案时，他们说这种思维是反常的，非中国式的。我们认为，这些被试的反应情有可原。因为（2）用的是虚拟语气，表明问话人知道事实上香港政府不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于是，对于这些汉语母语者来说，（2）这个问句在语用上是不适宜的（infelicitous pragmatically）的傻问题（明知不会有，还问怎么办），应该拒绝回答。 布鲁姆并不认为说汉语的人不能进行反事实推理，而是认为这样的推理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按照他的观点，英语的虚拟式句法结构引导人们进行反事实推理；而“汉语没有明确的词汇、语法或语调手段，来标记所说的话已经进入反事实的领域；无法清楚地指明：所谈之事肯定没有发生，谈论这些事情只是为了推断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汉语母语者需要更多地依靠话语语境。据此，布鲁姆预期说汉语的人会比说英语的人，在反事实推理中犯更多的错误。他尝试通过一系列问卷调查实验来验证此假设。1975年的问卷中包含一个按照反事实假设和推理写成的故事，用英语和汉语两种版本，分别对母语是英语和汉语的两组被试进行测试。结果是：美国大学生作出反事实推理的达89%（25/28），高于有一定英语水平的台湾大学生（69%，37/54）；而台湾大学生又明显高于没有学过英语的台湾旅馆员工（17%，6/36）。布鲁姆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完全可以证实他的假设。 两年以后布鲁姆又设计了内容相似的故事二和故事三，用以比较语境因素对母语不同的被试的影响。这两个故事共同的内容是：18世纪欧洲哲学家毕尔（Bier）不懂汉语，如果他懂汉语，那么他会受到中国哲学关于自然现象的互相关系学说的影响，从而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综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两个故事的不同点在于：故事二说，当时的中国哲学著作很少（very few）被翻译为欧洲语言。因此，上面的情况既可以理解为反事实的（他不懂汉语，也没有读到中国哲学的译著，所以没有能够把中西哲学加以整合），也可以理解为非反事实的（他有可能读到为数不多中国哲学的译著）。布鲁姆发现：98%的美国人（包括学生与非学生）把故事理解为反事实的，而只有6%—7%的中国人（包括香港的学生和台湾的学生与非学生）作了这样的理解。故事三说，当时的中国哲学著作没有（none）被翻译为欧洲语言。因此，上面的情况只能理解为反事实的（他不懂汉语，也读不到中国哲学的译著，所以没有能够把中西哲学加以整合）。结果，96%的美国人（包括学生与非学生）和50%—63%的中国人（包括香港的学生和台湾的学生与非学生）把它理解为反事实推理的。看来，语境线索对汉语被试理解反事实表达至关重要，而对英语被试则可有可无。布鲁姆的结论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英语和汉语在反事实标记上的不同，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差别；而且，反映了操英语者跟操汉语者在划分与整理世界的认知方式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他证明了沃尔夫假设的弱式：语言影响和限制思维，操不同语言者的思维方式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