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黄媛媛,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106;李玲,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卢鸣浩,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学前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需求的不断变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历程。本研究以1995~2013年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内外部体制改革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发展与民间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占比、地方教育经费占比、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城镇化率、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指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每增加1%,入园率将增加6.261%以上;地方教育经费占比每增加1%,入园率将增加4.217%;城镇化率每增加1%,入园率将增加0.783%;民间学前经费投入占比每增加1%,入园率将增加0.568%;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指数每提高1%,入园率将增加0.026%,足见政府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确实是推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同时也说明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高度依赖政府的重视与财政投入。今后我国应完善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通过调整经费投入结构与资金配置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数量与效率;应鼓励民间资本继续参与学前教育发展,并推动其多渠道发展;应积极改变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状,适应城镇化的改革趋势与要求,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提供平等机会。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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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编号:201504180003

       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奠基。《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历经改革开放的变革、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科学发展观下的和谐社会建构等不同历史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需求的不断变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历程。本研究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SEM),测量不可直接观测的“制度变迁”这个潜变量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并对各体制机制的影响程度进行深入解析,以期更加客观地认识影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从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内外部体制改革的指标选取

       为明确内外部制度变迁因素及其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将内外部制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进行年度定量测算。首先,本研究将社会、经济以及教育内部制度的影响在测量时统一称之为“综合制度”这一概念。其次,综合的内外部制度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反映:市场化程度、政府依赖程度和城镇化进程。

       1.市场化程度

       教育部2012年3月发布了《学前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其中的《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中的“发展水平”包含了“城镇和农村公办幼儿园所占比例、广覆盖程度明显提高”这一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状况与办学体制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下,市场对学前教育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本研究选取“民间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占比”这个指标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量,其所占比重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同时,举办公办园是政府直接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典型方式,[1]也直观、具体地反映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直接投入与供给情况,因此本研究还辅以“公办园占比”这一指标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其占比越大,表明市场化程度越低。在我国教育统计体系中,幼儿园分类按教育部门办园、集体办园、民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四分法,没有单独的“公办园”这一指标,但有“民办园”指标,因此在计算时可以用幼儿园总数减去民办园数得到公办园数。

       2.政府依赖程度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普及程度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重视学前教育的国家会加大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其学前教育的发展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较高。在我国当前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2]本研究拟选取“地方教育经费占比”作为学前教育对政府依赖程度的衡量指标,其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学前教育发展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越低,或者说地方参与程度就越高。另外,以“学前教育国家预算内经费收入占学前教育总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政府在学前教育上的财权,可以测量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当前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学前教育经费中最关键、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指标,所以我们把“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投入水平的另一重要评价指标。

       3.城镇化进程

       除了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外,城镇化进程即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入园率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在我国一些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教育更接近私人产品,学生家庭财产状况对教育的影响较大,只有那些能够支付教育费用的家庭才能构成需求。[3]在部分欠发达农村地区,由于难以支付一般性甚至基本的幼儿园费用,使得大量适龄幼儿无法接受学前教育。本研究以“城镇化率”来反映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对于学前教育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另外,本研究还拟用“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来反映城镇化水平,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越高,其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总的城镇人口数。为了消除价格变化对模型的影响,本研究对“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这个变量只取其指数,以避免历年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

       (二)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

       基于研究意义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的“学前教育发展”特指学前教育普及程度或机会,并用“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来表示。所谓“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指各国不论年龄大小,在各种学前教育机构中注册的3~5岁幼儿总数在适龄组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来反映世界学前教育的普及情况。[4]我国的政策文件也多次提及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到2020年要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入园率是反映学前教育机会最直接的指标,由于我国学前一年的普及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作为测算指标来反映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

       (三)工具与方法

       对体制改革影响作用的量化研究需要从统计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体制改革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之中;二是如何在模型中较好地体现和分析体制改革与学前教育发展的关系。基于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本研究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处理。结构方程模型依据变量是否可直接观测,将其分为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和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其中观测变量指可观察、可度量的变量,如教育经费、城镇化率等;潜在变量指无法直接观测但可以通过外显的、可观测的指标去间接测量的变量,如市场化程度这一潜在变量就可以通过民间资本投入占比(观测变量)等指标进行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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