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顾颉刚先生也进入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面对新的时代，继续自己的学术追求自是顾先生不可动摇的恒久目标。但是，不期而至的政治运动、自家生活的渐趋拮据、治学路向与新时代或有抵牾所不得不进行的必要调整，以及必须面对的在思想观点、学术研究、工作单位等具体问题上的选择，无不令顾先生感到惶惑、无奈和苦闷。直到1954年8月顾先生举家迁京就职中国科学院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上海的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成为顾先生融入新的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期。《顾颉刚全集》的出版，为研究和了解顾先生的学术与生平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本文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读书笔记》等材料为主，意在梳理顾先生迁京之前在思想、学术与经历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考察他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面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流情况下的实际表现、举措及心路历程，并希望以此为典型个案，透视新社会中的“旧史家”的遭遇与转变。 一、政治运动中的顾颉刚 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先生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先生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① 1949年8月，顾先生“离沪，与金振宇、丁君匋同行，前往北平为大中国图书局设分店”。②考虑到书局的经营发展，顾先生此行有意与新政权联系。③7月9日的日记中说，因“疑与朱家骅有关，或以予曾任国大代表，疑与国民党有关”，而担心导致书局无法生存，又被友人告知“予如再不前往，即将被疑为不合作”，他自忖“予如不到北平一次，谒见中共最高当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与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读物事”，并设立办事处，打开销路，“庶本局在风雨飘摇中尚得存在矣”。④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就传来北平成立新史学会的消息，7月11日日记载：“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予为自己想，从此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庶几有晚成之望。”被排摈出新史学研究会，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生计，总是一件令顾先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他分析原因为：“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以此使人歧视”。⑤对此，顾潮认为：“其实被排摈的主要原因，是在办图书局之前，父亲因朱家骅的关系而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即便他‘先解放而往’，亦非‘不至如此也’。”⑥余英时则进一步推测：“顾先生则是故意(被——引者)删落的”，“1943年重庆史学会的成立，他曾履任会议主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这是共产党不曾忘记的。昔年为国民党捧场的人，现在便必须尝尝受冷落的滋味”。⑦这些推测有其合理性，如果仅以学术地位、学术影响与学术威望论，顾先生没有任何缺席该会的理由，更何况，因顾先生的未入选反而会多少影响到该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了。⑧8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北平之行，顾先生除处理书局、禹贡学会事务并访友外，不见有造访新政府高层的日程。此时的顾先生尚可以“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自勉，可是之后令他始料未及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不仅使他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而且让他不断地陷入了更大的苦闷、惶惑甚至恐惧之中。 1951年春季，镇反运动在上海展开。4月，顾先生听闻诚明学院同事被捕，“恐将来株连瓜蔓，并将及予，以此失眠”。⑨六七月间，不断有熟人友人被处置的消息传来，尤其是顾先生妻兄张雁秋被捕之事给他的家庭尤其是夫人张静秋女士带来极度恐惧，顾先生在奔波于苏州、南京等地为此事疏通的同时，担忧“因此而致疑及我”，为防不测竟草拟《颉刚遗嘱》，“深恐一经被传，或羁时日，或竟至瘐病。故先立此嘱，以防万一”。⑩这番遭遇，必然从思想、态度、心理诸方面对顾先生在此后的运动、治学中产生深刻影响。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最早开始于1951年秋。先是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12月2日又在上海大公报社举办“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11)如此看来，顾先生是必须要去参加该会的，而且还提前两天即11月30日写了发言稿计三千五百字，恰在同一天的日记中，顾先生却录下胡先骕写的《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的一段话：“胡适另一得意弟子(上段为“胡适的大弟子当首推傅斯年”——引者)为顾颉刚……颉刚以编辑《古史辨》著名，曾著关于文史的论文20余篇，笃于疑古，颇受人所非难。但其治学精神甚诚恳，并非故以立异鸣高者。然晚年亦渐趋中正，不更作惊世骇俗之论。”(12)缘何如此？是认同胡先骕对“古史辨”的评价？还是因为在批判胡适的发言稿中有言不由衷之语而在这里告诉自己仍为胡适的“得意弟子”？抑或是反衬自己并非认可是胡适的弟子？ 12月2日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大公报社举办。“今日同会：王芸生(主席)、沈尹默、刘咸(重熙)、林同济、周谷城、吴泽、张孟闻”，“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顾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当然是会议的重点。他的发言稿在会前被友人认为“分量不够”，《大公报》编辑、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丹枫认为发言稿“讲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固是事实，但不能讲”，顾先生因此感叹“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不得矣”。(13)1951年12月16日的《大公报》刊载了顾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如果与1954年以后大规模批判胡适的程度相对比较，顾先生的这个发言不仅显得“分量不够”，而且还时时透露出“胡适以前的进步作用”。他先回顾了自己“和胡适学问的关系”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好像在眼前显现了一个新境界”，“十多年中所想所写大致没有超出胡适的方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使我们感觉到耳目一新”，“我很为他的彻底的主张所感动”，这更像是对胡适思想的肯定了。即便是所谓批判的内容，也仅仅将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胡适不赞同他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两件事，“当作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显得十分勉强。发言的最后部分“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用力反倒较前为重，说自己“没有革命意识”，“还不能走向革命的阵营”，“认识到改良主义的无益有害”。(14)至于文末称“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等，遣词用语与前文风格相异，或可视为应付官方的套话。(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