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国内混乱局面，以邓小平等人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艰辛的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拨乱反正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数以千万计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他积极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 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华国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讲话。对这个“两个凡是”理论，邓小平、陈云等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5月24日，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人谈话时，针对“两个凡是”指出，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认识到有必要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这场大讨论是由胡耀邦酝酿、发动和推动的。 一是揭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胡耀邦就尝试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组织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提出在科技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8月17日，胡耀邦将《汇报提纲》第三稿送交邓小平，邓小平对提纲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尽管由于《汇报提纲》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胡耀邦与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并被迫停止了工作，但这次理论交锋，实际上成为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前奏。 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力求从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教学方针①，主张在学习、研究和讨论问题时，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②，有力地促进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解放。7月15日，胡耀邦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他亲自确定每期的主题，组织中央党校相关人员撰写文章，并认真审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与当时党内外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关的文章，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公开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质疑③。这对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和政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2日，时任副教育长的冯文彬在中央党校校党委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党史教学方案。胡耀邦在会上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历史是非。”④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路线是非的标准，为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积极组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谁的理论、谁说过的话，都必须经受实践标准的检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组长的王聚武说：“胡耀邦还提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广大干部在自己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克服有些实际工作者思想薄弱、眼界狭窄，认为真理标准只是理论问题、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使拨乱反正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展开，而且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展开，进而深入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去。”⑤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同时转载了该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这篇文章冲击了“两个凡是”理论，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两个凡是”派的反对。5月17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在《红旗》杂志新老主编交接会上说，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要求对这篇文章提高鉴别力，甚至还点名批评指责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胡耀邦根据讨论的进展情况，又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 三是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⑥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胡耀邦积极领导了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刘导生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就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他谈话，支持他极力排除“左”的影响，扫除阻力，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展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恢复了市委党校，开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组织各区、县、局和高校、工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学习“补课”。据统计，北京市18个区县共举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58万人⑦。从1979年5月开始，全国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解放思想”，都表示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