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E29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5-0036-07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1932年3月，海外华侨捐资于广州市修建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及其附属设施，此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之始。至今，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还在陆续兴建，其时间跨度长达80余年。而且纪念设施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从修建时期看，既有抗战期间及战后国民党方面各机构、各社会团体和部队为安葬抗战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园、陵园和忠烈祠、纪念碑，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为收殓抗战烈士遗骨和祭奠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和纪念设施；从修建类别看，既有个人墓、集体合葬墓园、烈士陵园，也有纪念抗战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忠烈祠；从修建主体看，既有各级政府、军队，也有社会团体、海外侨胞、各地民众乃至个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既是缅怀和祭奠抗战先烈的教育基地，也是全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和研究状况，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抗战史，传承抗战精神。目前，学术界对抗战烈士纪念设施问题的关注还很不够，缺乏对全国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的整体把握和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拟梳理全国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情况，探讨这些设施修建的背景、形制、内容、规模，研究其修建发展的总体趋势及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 一、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间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看，早期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有广东省广州市水荫路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广东省和平县的“和平籍烈士纪念碑”、浙江省杭州市的第5军第88师阵亡将士纪念设施、上海和南京的相关设施以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普乐堡镇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大刀会烈士墓等。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中的纪念碑、烈士墓和纪念馆等，是1932年至1933年间修建的。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当时驻防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勇抗敌，经大小100余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损兵折将。由于十九路军大部分将士出身广东省，在淞沪抗战结束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广东省内购置墓地以安葬淞沪战场上的烈士。被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行为所鼓舞的海外华侨也积极筹款捐资，很快在广州市水荫路附近修建起“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先烈纪念碑”“抗日亭”以及安葬十九路军淞沪阵亡将士的坟园。1998年，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出资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墓园进行修缮，加修了浮雕墙，将其正式命名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 “和平籍烈士纪念碑”也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烈士而修建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由广东省和平籍战士组成的十九路军第60师第3团先后有48人战死沙场。1933年，为纪念他们，当地民众自发捐资在县城东山岭南坡修建了此碑。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的第5军第88师，其阵亡将士的纪念设施大多集中在当时部队驻防地的浙江省杭州市等地。战事结束后，浙江民众在杭州举行大规模追悼会和法会，悼念在抗战中阵亡的烈士，并捐资在杭州市松木场(现杭州市西溪路)修建了烈士墓，以安葬第5军第88师阵亡将士的遗骸。②同年，浙江民众还在杭州西湖畔修建了纪念碑，以纪念第5军第88师殉国的近1500名阵亡将士。 当时，上海、南京等地也修建了纪念淞沪抗战烈士的设施。1932年8月，上海民众捐资在战地附近的宝山区大场镇、嘉定县娄唐镇等地修建了“纪念坊”。其中，“大场纪念坊”在1964年因道路拓宽工程的需要被拆毁。南京国民政府在紫金山麓灵谷寺内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中，增修了安葬淞沪抗战烈士的公墓、纪念碑和忠烈祠。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烈士众多，所以只安葬了128位将士的遗骸。③在墓区修建了“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由无梁殿改修的“忠烈祠”④中，添刻了十九路军和第5军等阵亡将士的名录石牌。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也修建了一些纪念抗战烈士的设施。1932年7月，本溪民众为祭奠辽宁民众自卫军的18位抗战烈士，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塔。辽宁民众自卫军系九一八事变后，在原东北军军官唐聚五等人的筹划下于1932年3月成立的早期辽宁民众自发抗日武装。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成立，得到了本溪一带民团、大刀会等秘密组织的热烈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最初的十几路军迅速发展成为拥有31路军、13个支队的辽东地区大规模民众抗日武装。⑤辽宁民众自卫军先后组织各路军进攻辑安、临江、辉南、宽甸、营盘、山城镇、八道江、清原以及沈阳等地的日伪军，其中，在1932年6月围攻临江县城的战斗中，辽宁民众自卫军中原大刀会的18位战士英勇牺牲，遗骸被当地民众安葬于桓仁县的普乐堡镇。辽宁民众自卫军大刀会烈士墓及纪念塔在1942年曾被日伪政权拆毁，1988年经地方民政部门批准，当地民众捐资在原址重新修建了烈士纪念塔。 二、卢沟桥事变至新中国成立间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相继在上海、南京、徐州、武汉以及江西、湖南、云南等地与日军激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发动民众，与日伪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随着阵亡将士人数的激增，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这一时期所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难以一一详述。总体来看，纪念设施可分为烈士个人墓、忠烈祠、公墓(陵园)、纪念碑等。其中，个人墓主要为抗战时期殉国的高级军官或知名战斗英雄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个人墓包括：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烈士墓、第18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烈士墓、第12旅副旅长张本禹烈士墓、第9军军长郝梦龄烈士墓、第510团团长刘眉生烈士墓、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烈士墓、第215旅旅长赵锡章烈士墓以及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烈士墓等。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于湖北省宜城县南瓜店殉国，其遗骸被部下抢运回宜城，而后经宜城运往重庆。张自忠灵柩所到之处，各地民众冒着日军飞机空袭的危险，自发设立祭坛公祭这位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其灵柩运抵重庆后，国民政府党政军重要首脑悉数出席了在朝天门码头举行的恭迎灵柩仪式。⑥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国葬，将张自忠灵柩安葬于重庆北碚梅花山中。1942年5月25日于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十字岭殉国的左权遗骸被运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石门村安葬。1950年，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成后，左权的灵柩从涉县石门村迁入此陵园内。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