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5-0175-09 近些年来，以城市为单元编撰地方通史成为地方政府着力推进的一项文化工程。城市史如何书写？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流行蓝本大体有：首先是中国通史，提供了基本的断代工具和所谓“重要史实”的标尺；其次是前人对某个城市历史已经进行的零散论述，从中可以获得相当的预制材料；再有以阶级矛盾运动为主线的地方革命斗争史读本，此间有人们熟悉的史学范式；或者供旅人猎奇的风物揽胜，它们是往昔地方的“化石”；等等。当然，后来者还可以参考先期问世的城市史先例。正在编撰《苏州通史·民国卷》的我们，也想到了那些参考，在参考过程中，除了受到启发外，总有种种不能释怀的疑惑，其中最大的疑惑是，究竟怎样才是地方通史意义上的城市史？进而言之，作为地方通史的城市史，是中国通史的具体而微，还是别有特质？我们倾向于后者；并以民国苏州史为案例，略作摅论。 一、城市史的地方眼光 苏州通史毫无疑问是一部地方史。地方者何？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不少研究者仅仅把地方理解成地理空间，所谓民国苏州史，即民国时期发生在苏州地面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局部的中国史；民国史就是中国一个局部地区史的叠加。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认为，这是地方史研究“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地方史尚未能表达地方史观，或对国史提出地方的看法，甚至仍以中央史观来研究地方史”[1]117。 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的既有苏州史研究呈现这样一幅局面：沿用的是中国通史的现成框架，包括历史阶段的划分、历史内容的取舍、历史结论的概括等等。其中，历史内容的取舍依据就是某某人物和事件的重要程度，而所谓“重要”者，意指他(她或它)在整个民国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传统史学界之所以很关注“七君子事件”，因为它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而苏州曾经是关押“七君子”的地方。“七君子”之所以被关押在苏州，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江苏省高等法院和江苏第三监狱。事实上，“七君子”的主要活动并不在苏州，他们之所以被关注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并不是因为被羁押在苏州，换言之，它与羁押地点没有太大的关系。与此相类似的是“鸳鸯蝴蝶派”。这是在清末民初上海洋场出现的一个新的通俗文学流派，与民国相始终。应该说，它在中国文学史尤其在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但这一流派与苏州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作者大都为苏州人，学者们对这些“著名苏州人”，如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程小青等人的活动，都有专门的著作加以考察，不过所考察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他们描写海派市民的作品和他们在上海的活动，苏州史关注他们的理由显然不能因为他们是“苏州人”。对于叶圣陶先生的研究应该说非常多，但绝大多数是对其文学思想、出版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而这些思想与其说是苏州叶圣陶的，不如说是中国叶圣陶的。 从民国史(整个中国意义上)的书写来说，对以上这些方面的关注理所应当，因为他(它)们在民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依此建立起来的，民国史离不开他(它)们，所以就应该重点研究。然而，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于民国苏州史的书写却无直接的助益。这么说是因为，民国苏州史首先是一部地方史，而这里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与此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苏州地方史应该重点关注与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关系密切的内容。如果认可这一观念，那么，苏州地方史就不是中华民国史的局部演变过程，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史的特殊地方体现，质言之，两者不是局部与全部的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我们说既往一些成果对民国苏州史编撰的助益不大，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因为他(它)们对于民国苏州史也非常重要，不过，此一重要性基于它与苏州地方的关系。准此，对于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了，或者说，对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的某些部分的研究需要加强。“鸳鸯蝴蝶派”值得关注是因为这些作者曾经浸淫于苏州人文传统之中，而使这一流派带有苏州味道。但很明显，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活动于上海，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更多地体现了海派的特点。民国苏州史如果关注他们，重点应该是这一流派的沪苏渊源，而非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程小青等人在上海的活动。叶圣陶的文学思想确实与苏州的关系很大，比如，他的名作《倪焕之》，他编辑出版的《妇女评论》杂志，他支持创刊的《苏州评论》，他的苏州散文，等等；叶圣陶的一部分社会活动也跟地方社会紧密相联，而对于这些与民国苏州相关度很高的思想和活动，学术界的研究很不够。①关于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研究也是如此。顾颉刚的主要史学领域与苏州关系不大，但他洞察苏州的文化底蕴，对于苏州社会和文化的见解深刻而独特；另外，他还专门就苏州民间歌谣(吴歌)有过开拓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民国苏州史应该特别重视的。在民国苏州史上，如果说柳亚子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领袖，那是因为他曾经创办《新黎里报》和地方文化社团等，致力于乡里社会改造；同样，如果说柳亚子是一个著名爱国主义学者，不是因为他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更多的是因为他辑编过《分湖诗钞》，曾精心搜集过吴江文献等，他的爱国主义以热爱家乡的形式体现。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不够。②倒是一些孜孜于一乡一镇的共同体历史研究者，具有我们欣赏的视角。比如对苏州丝绸重镇盛泽的研究可谓多矣，但对于“局外人”来说，盛泽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生态、物质文化，还是思想脉搏，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在共同体研究中，最难把握的就是“地方性知识”。李炳华长期生活在盛泽，共同体的人文故实烂熟于心，其研究常常带有“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在这同时，他不断地出入于江南大中城市，熟悉外部大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与盛泽本土又保持着一定的“观测距离”。因此，他对盛泽的历史人文与未来的发展道路，既有本位的理解，又有外界的参照。[2]对于像李根源这样的苏州寓公，在民国苏州不少，但苏州史特别关注李根源，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辉煌经历，而是因为他在苏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西山考古和善人桥乡村改造等，由此实际上成了一位苏州新乡绅，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常将之与“土著的”张一唐先生相提并论为“吴中二老”。对于晚年章太炎先生，民国苏州史自然应该重点关注章太炎与苏州地方文化和生活的关系。太炎先生苏州讲学开始于1932年秋，1934年秋更迁居苏州；为何在苏州讲学？金建德先生注意到，章太炎先生自己认为，苏州这个地方先贤的教化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人们。作者指出，苏州讲学的重点在提倡读史，意在呼吁保障国土完整，深深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这是值得后人怀念不忘的。[3]而已有的研究显然与此视角有相当的距离。③总之，按照地方的眼光，需要加强对某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地方角色和作用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