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中国报刊史的传播内容而论，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变动的战争与革命这两大主题是主导性的方面，而193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更是深刻地改变了朝野之间报刊的传播内容与方式，同时加速了晚清以降中国报刊的现代转型。简而言之，受士大夫文化传统之影响的近代中国报刊，注重的是政论与主笔，也就是意见或政见的传播(或者说所谓“文人论政”或“报人报国”)，这一点在胡适发表于《努力周报》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有明确的体现，他认为最好的政论家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种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却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①受这种新闻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报刊比较忽视对新闻事实本身的挖掘，访员(新闻记者)在报馆的地位远低于主笔。②而到抗战时期，被隔离在广阔中国不同区域的读者，则更希望通过报纸了解战事的进展，尤其是战争受害者的情况，这就导致《大公报》《申报》等在保持原有政论特质的前提下，发展出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给读者，在新闻事实上辅之以评论，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可以说，至此，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方得以形成。 于是，战时报刊就成为记录战争与革命动态的最重要的媒介，在面对民族危机的历史时刻，甚至有一部分肯定自由民主价值的知识人也开始认可所谓“新式独裁”的国家治理方式，这在《大公报》《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等主流报刊中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③对外战争与民族主义构成一种复杂的关联，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为对外战争提供了义理上的正当性，而对外战争形成的社会氛围和集体心态，又为民族主义观念向社会精英和一般民众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甚至可以说，战争所呈现的国家力量的对比，全盘地展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精神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也最直接地反映民族国家追寻现代化的效果。民国时期的战时报刊，就成了民族主义体温的测量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传感器。同时，也可以发现，基于战争而形成的报刊舆论动员，基本上沿着两条平行但又时有交叉的轨道进行：一个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如何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自存和发展，即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作为人类共享价值的平等、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价值。无论是反战还是呼吁“明耻教战”或者“全民抗战”，都是在这两种价值观念主导下的舆论动员，但显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虽有合集，但也时有分野甚至内在的紧张，④因此从这个线索出发来考察抗战时期的新闻报道和各种评论，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探寻民国报人和知识人对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苦难的认知结构。本文拟从抗战时期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报道、评论的分析，来纵深地讨论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关系，战时报刊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而探讨战时报刊进行舆论动员时所诉诸的新闻话语的文本特质与思想资源。 一、台儿庄之战与舆论动员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首次获得的重要胜利。《大公报》作为当时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大报，通过新闻、通讯、社评和特约评论等各种新闻形式，面对中国民众进行了多层次的舆论动员。仔细考察这些新闻话语，就会发现，《大公报》构建的舆论话语基本上围绕道德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三个维度展开。道德主义表现为儒家文化传统在新闻话语中的被激活和挪用，用来刺激国民回向自我的道德反省和人格觉醒。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日本侵略的反复控诉而凝聚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觉醒，同时也表达为借此机会而将中国各种族群、区域的个人凝结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成员。有了共同的外部敌人，内部的团结和整合才具有强劲的动力。文化主义表现为这套舆论话语通过分析日本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关系，以及日本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弃旧取新的行径，来揭穿日本在文化上的投机性与虚伪性。以上可以说是支撑台儿庄报道和评论的核心结构，也是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1938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大公报》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并配置社评引导读者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持久的战争。从1938年3月30日起，一直到同年4月16日，该报高频度地通过简讯和通讯的形式报道台儿庄拉锯战的情况。纵观这些新闻报道，可以感受当时战况之激烈。其时的战况报道用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3月30日的报道：“台儿庄之敌，已成瓮中之鳖，现作最后挣扎，正在激战中，临沂方面，我军阵地转稳，今更出击反攻，扫荡当面之敌。”⑤“瓮中之鳖”是将敌人拟物化，并且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敌军被围困的处境，“鳖”本身也带有价值褒贬的意涵。“阵地转稳”说明此前国民党军队并未能稳守阵地，此时才有战事的转机。第二天的报道延续了这种思路，将日军比喻成陷入重围的“困兽”，通过渲染战场气氛，如“敌尸枕藉遍野，沙场易色”⑥等突出战争的残酷性。而对于国民党军人，则突出其“骁勇善战”“士气甚旺”等，对于战争伤亡，对日军则用“扫荡”“重创”“歼灭”“肃清”“清剿”“顿挫”“痛击”等极具现场感的语词来召唤读者的共鸣，而对于己方之伤亡，则用“殉难，悲壮事迹，可歌可泣”等语词来传达悲痛感，依照“分清敌我”的战争思维，形成对同胞之伤亡悲痛、对敌军之伤亡称快的战争年代感受模式。⑦ 上述简讯只能极为简要地传播战场上的基本信息，无法将双方反复拉锯战的实况详细地呈现出来，或许正因为此，《大公报》派出著名记者范长江去现场采访，写出了《台儿庄血战之经过》一文，将这场战争的情形具体而微地传达给读者：“敌一面调兵以迟滞汤关各军之进攻，一面则加强对台儿庄之突击，故四月三日为台儿庄最危险期间。此时池师战斗员兵所余不及四分之一，黄张两师干部亦皆伤亡殆尽，反攻之力已甚微弱，幸我东西各路合围之形势日渐紧逼，敌处处被攻，随地防守，锐气沮丧，军心动摇，其兵力不得不随我攻击力之大小，而被动地分配以应付各方面。于是敌之全盘计划，根本摧毁。四五两日，已发现敌之手忙脚乱，张皇失措状态。六日晚，我各军奉令并力反攻。台儿庄方面，则我军除一部在城内正面压迫外，以一部绕至城北，攻占各村，一部则将敌所占之东北两门截断，然后自城外爬城，向城内进攻。敌此时城内炸弹药库皆为我击中爆炸，敌遂慌乱。故经七日晨六七小时之突袭，敌不但丧失在台儿庄内已得之据点，而且尽失庄北十余里内之军事要地。”⑧这篇报道将敌我双方在台儿庄的攻防战的展开过程清楚地呈现了出来，包括敌我双方投入的部队、战略，而且并不因为弘扬士气的需要而隐瞒我军伤亡或者暂时在战场处于劣势的状况。相对于前述消息报道中的渲染，这篇通讯报道的语言更为简洁，试图在一种客观报道准则下如实地将敌我双方拉锯作战的境况描述出来，这充分说明作为当时《大公报》的知名记者，范长江深谙当时中国读者心理，更注重军事报道的场景、细节与战略，而非简单刻意地将对方丑化、将己方神化，他深知读者在此时此刻最想了解的是真实、完整而客观的信息，而不是媒体传播的情绪。就民间报刊的战时社会动员效果而论，两者各有千秋，前述消息的“情感渗透”初始时有效，但长久就会让读者产生怀疑，而后者的相对“价值中立”，恰恰可以让读者对报刊的公信力形成基本的信任，进而也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形成精神的共同体来关切抗战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