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对话伦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由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当代传播

内容提要:

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连接、交往和关系建构能力,为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路、平台和行动空间。然而,互联网也呈现、放大和延展了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危机,一些公共讨论甚至加剧了社会疏离、分裂和对抗。因此,互联网社会需要建设与其交往潜能相适应的对话伦理。这包括双重任务:一是培育对话的程序伦理;二是构建对话的实质伦理。程序伦理强调以对话的观念、原则来确立互联网时代的伦理基础,主张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致力于营造平等、免除强制的理想言说情境,坚持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等有效表达原则。实质伦理强调在对话中成就自我、互蒙其惠、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之善,致力于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的利益实现和价值协商。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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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5~0006~6

       在人们对互联网无限可能性的认知中,连接、交往和关系建构是最为基本、直观的方面,它们使互联网成为前所未有的公共讨论平台。乐观地看,互联网提供的公共讨论平台极具公共领域的气象和气质:在生活世界与政经系统之间开辟一个中介地带和表达、行动空间;个体在此平台上展现自我、平等协商、理性批判,从而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整合。不仅如此,互联网在连接、交往和关系建构方面的潜能还直接互惠及生活世界,重振现代社会失落的人际交往、信任与和谐,乃至重彰被工具理性压制的价值理性。然而,现实总是不及理想预设那般乐观。无序无效、虚假虚耗的沟通充斥着互联网;非理性、无规则、不以达成共识为目标的所谓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屡见不鲜,它们加剧了社会疏离、分裂和对抗。

       显然,互联网需要培育与其交往潜能相适应的对话伦理。这是一个由先验符号学和先验语用学创始人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他们希望藉由特定的原则、程序和伦理解决现代社会多元主体的交往规范问题。互联网使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概念设计获得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前述乐观愿望的达成和交往、认同危机的缓解,皆有赖于建设一个充盈程序理性、对话伦理的互联网社会。而这只是第一步,互联网社会的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不仅需要对话的程序伦理,而且呼唤导向“善”的对话的实质伦理。

       一、互联网与认同危机

       在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希望和失望皆令人震动。不过二、三十年间,互联网以其强大的时空重组、信息传播和关系连接能力构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广阔的表达、行动空间。在时空边界模糊的广场上,亿万民众获得了空前的表达、交往机会,甚至可以发起虚拟与现实协同的社会行动;海量信息生产和传播让世界及其真相看起来更完整、更对称、更透明,传统权力、市场、科学的遮蔽之物被掀开或拆除,人们感兴趣的所有议题都可能在公共空间“晾晒”和围观;旧的人际与社群关系得以重构,新的更直接、更平等的互动关系得以生成;精英与大众间话语权重新分配,精英内部、大众不同群落之间也更多元化,再无不经检验的绝对真理,亦无未经讨论的合法性。这些可能性至少唤起了双重希望:一是互联网将成就一个容纳多元意见、支持公共讨论、平等协商、理性批判的“谈判桌”与社会行动空间,即所谓公共领域;二是在生活世界,互联网有可能恢复和拓展人际交往,促进自我实现、自我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遇,重振主体关系和社会团结。

       失望的情绪在蔓延。在诸如“左”与“右”、威权与民主、科技与人文、环保与发展等议题的论争中,互联网似乎并未充当一个可以平等围坐、有效对话的“谈判桌”,亦非以共识、团结为柱石或穹顶的公共讨论和社会行动空间。从近年纷繁的互联网事件看,局中人固守己见、尖锐对抗,围观者无责戏谑或极度漠然,似成常态。一些公共讨论沦为偏见之间的各自展演和彼此交锋,对话引发对抗,相遇导致分裂。以崔永元与方舟子、卢大儒对转基因问题的论争为例,数年相争并未确立底线性的稳固共识,更谈不上事实澄明与规范共享,反而加剧了“挺转”与“反转”阵营的分裂。这类论争日益体现出令人失望的某些共性:

       一是从议题建构和内容生产过程看,一些公共讨论呈现明显的庸常化、情绪化、娱乐化等倾向。普罗大众的介入使诸如“转基因”“宪政”、环保等议题脱离了原属的布尔迪厄所称的“科学场”、①专业理性及其原则逻辑,在喧哗声中成为日常化、表面化、易于传播和分享的符号。这些符号泛着民主、参与、进步的光彩,也浮着去权威、去中心、反理性的含义与所指。知识、思辨、表达的门槛被简单平等的情感和伦理诉求强制拆除,原本就难以抵达的真相和意义在符号的流变中更加渺茫。而当意义探询难以为继,人们便渴望见证、制造事件的戏剧化、娱乐化效应。

       二是从表达的动机和情感上看,论争各方往往缺乏达成共识的诚意和愿望。人们似乎更关心一方如何战胜另一方,而非在讨论中扩充事实、知识的整体图景,亦非平等、真诚交换意见。事实即使被强调却也是“为我所用”的辩论素材,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立场总是轻易压倒真相本身。在动辄百千万人围观、参与的网络辩论中,旗帜撕扯旗帜,意见伤害真理。

       三是从表达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上看,论争各方习惯宣称自己占有真相、真理,代表政治、道德正确,并以对历史、人民、民族负责的名义自证、自恃合法性与正当性。人们在沸腾的舆论场域自说自话,将他人简化为应声附和的追随者或顽固不化的敌人,并对后者发起愤怒的道德批判。强烈的不信任感与对抗情绪弥散于公共空间,各方在争论中加深了鸿沟和对立,加固了界限和偏见。

       四是从修辞上看,人们尚未形成训练有素的公共讨论能力。修辞关乎真相和真理的呈现,关乎辩论者能否真切、灵动、有效地表达自己和理解对方。今日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明显缺乏良善和有效的修辞,这主要表现在:有人挥霍修辞上的优势,操弄社会心理;有人无力将专业语言转换为公共语言,科学总是遭到论辩的驱赶;有人持守僵化的话语体系,流露出权力的冷漠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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