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美学、超逾美学与显现美学

——当今德国的“生活美学”取向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100732 刘悦笛(1974- ),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和比较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生活美学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思潮,不仅“后分析美学”在这个新方向上积极加以拓展,而且,以现象学为主导的当今德国美学界也积极参与其间。在当今德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当中,吉尔诺特·伯梅的“气氛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超逾美学”和马丁·塞尔的“显现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美学取向。伯梅与韦尔施都认为,美学应被整合为直面各类感知形式的“一般感性学”,而塞尔则仍要严守美学的基本边界以防止学科泛化。与韦尔施只是倡导美学拓展疆域不同,伯梅以“气氛”为核心建构了通过身体实现的新美学,而塞尔则以“显现”为内核建构了注重过程的新美学。伯梅与塞尔皆致力于在自然美学方面加以建构,而塞尔又同韦尔施一样关注伦理与美学的关联。然而,在让美学回归生活的基本方向上,激进的“超逾美学”、中庸的“气氛美学”和保守的“显现美学”却殊途同归,这三种德意志“生活美学”可谓和而不同。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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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10-0062-06

       当今国际美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生活转向”。思潮转向的内在动因就在于,国际美学家们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共识:美学不应再囿于只对艺术进行研究,而要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得以开放,由此出现了走向生活的各种美学新构的形态。

       一、“生活美学转向”是全球性的

       这种最新的生活思潮,不仅在善于创新的欧美“后分析美学”领域当中得以持续前行,而且,在由现象学统领并以保守自居的德意志美学界也得以集中出场。无论是英语国家的美学家所倡导的“生活美学”抑或“日常美学”,还是德语国家的美学家所提倡的各种回归生活的美学,皆属于狭义的“生活美学”。这是因为,这些专业的欧美美学家是在“美学圈”之内明确提出了美学与生活联通之美学主张的。

       即便是在力倡“后现代”的法兰西,关注“日常空间生产”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聚焦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德赛都(M.De Certean)以及区分出“日常与非日常”的匈牙利人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也都转向了关注日常生活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在英美文化研究领域,诸如撰写《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与《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撰写《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的本·海默尔(Ben Highmore)等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理论家,其实也都属于广义的“生活美学”之列,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活美学”的名称,但却既关注日常生活又聚焦于审美之维。

       在“后分析美学”系统当中,生活美学的建树是最值得肯定的,英美美学家所建构的就是狭义的“生活美学”。诸如托马斯·莱迪(Thomas Leddy)及其《日常中的超日常:生活的美学》(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及其《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凯蒂亚·曼多奇(Katya Mandoki)及其《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查克瑞·辛普森(Zachary Simpson)及其《人生作为艺术:美学与自我创造》(Life as Art:Aesthe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Self)这样的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纷纷得以出场。②还有,当今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在《生活的艺术:从柏拉图到福柯的苏格拉底回响》(The Art of Living: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里面所倡导的哲学新观念③、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所倡导的回到杜威的“新实用主义美学”,皆属于广义的“生活美学”思潮。

       这皆说明,“生活美学转向”并不仅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学术传统的产物,而且已经成为欧美学术的共同走向。与此同时,东亚学界由于本身就秉承了深厚的生活美学传统,从而与西方一道在异曲同工地创造“生活美学”新形态。笔者邀请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Carter)用了两年多时间主编了英文专著《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④,这部在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专著将东西方生活美学的各种建构方式一一呈现了出来,这就好似是对这种最新美学思潮所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总结。

       在当今德国美学界,引领美学前沿的几位重要美学家,不仅在积极建构自身的美学体系,而且在他们那里,都出现了让美学“回归生活”的共通取向。本文就重点介绍其中三位德国美学家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吉尔诺特·伯梅(Gernot Bhme)的“气氛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的(Wolfgang Welsch)“超逾美学”和马丁·塞尔(Martin Seel)的“显现美学”。他们的狭义“生活美学”是和而不同的,在共同转向生活的同时又形态迥差甚至内在也有争辩。这恰恰构成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健康态势,从而形成了当今德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

       二、吉尔诺特·伯梅的“气氛美学”

       吉尔诺特·伯梅(1937-)是当今德国重要的哲学家与美学家之一,他秉承了德国所谓“新现象学”的传统,在哲学人类学、科学哲学、时间理论、美学及伦理学领域建构颇多。伯梅曾在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简称MPG)工作,这是德国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那里他曾与著名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共事。1977年到2002年,伯梅到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任哲学教授,2005年在达姆施塔特任实践哲学研究所所长。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曾深研科学的哲学家对于美学却心怀感情,并在美学上构建了自身的体系。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是1995年的《气氛:新美学文集》⑤、2001年的《感性学:一般感知学的美学讲义》⑥,还有2006年的《建筑与气氛》⑦。在思想脉络上,伯梅秉承德国“新现象学”的哲学传统,也是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他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美学研究,提出了独特的“气氛美学”观念,从而丰富了“新现象学”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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