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学”与“新美学在中国”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应全,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黄应全(1966- ),男,四川省丹棱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在西方,“新美学”是相对于“美学”、“反美学”、“后美学”等在现代西方美学史上实际出现过且在今日西方美学界仍然存在的几种基本美学形态而言的,是今日西方美学论争中的基本范式之一。但在中国,情况大不相同。如果一定要给中国今日流行的美学加一个称号的话,不妨叫做“前美学”,笔者称之为“本原论美学”。本原论美学之所以是“前美学”而非“美学”,乃是因为“美学”关注是审美的特殊性,而“本原论美学”关注的则是审美的一般性(即审美的本原);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是西方人所谓“本质论美学”。中国今日如果要发展一种新美学,首先需要克服的是本原论美学。中国的新美学既要超越国内流行的那种旧美学即本原论美学,又要超越西方过去流行的旧美学即本质论美学和反美学、后美学。结论:中国的新美学应该是一种超越本原论的新本质论美学。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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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5)03-016-06

       一、当今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反美学”还是“新美学”

       在今日中国,“美学”总体上还是一个毫无问题的字眼;但在今日西方①,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经受了很大的冲击,其存在合法性早已受到深刻的怀疑。西方1980年代以来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就与批判和消解美学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其中,中国学者最熟悉的“美学”批判者可能要数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师徒。威廉斯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中,对“美学”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它并非永恒常在的本体论概念,而是18、19世纪资产阶级发明的意识形态。②伊格尔顿则专门撰写《审美意识形态》一书,把“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加以阐述。这种思路的基本结果就是通过否定“美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否定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的存在。可以说,占据今日西方人文一社会科学主流地位的文化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反美学”的。

       约翰·J.焦根(John J.Joughin)和西蒙·莫尔帕斯(Simon Malpas)在《新审美主义导言》中说:“反美学的高潮期可以说是与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所谓‘文化战争’的兴起相一致的。”[1](4)这里的“文化战争”主要指试图取消高级文化(主要指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主要指大众艺术)的区分而导致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高级艺术”、“低级艺术”乃至“艺术”、“非艺术”这样的概念是否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拥有真实的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分,如果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根本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就成了问题,因为在过去,主要是被称为“审美”(the aesthetic)的东西确定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而美学就诞生于研究“审美”的需要,美学就是研究“审美”的学科。艺术与美学之间之所以关系如此密切也是因为过去的人们相信审美成分在艺术中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典型,而且艺术的存在以审美成分的存在为前提。反美学是反艺术、反审美的必然结果。

       对于仍然相信美学的人来说,面对反美学的激烈挑战,美学也并非一无所获。美学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便是明确了美学的中心问题所在。美学中心问题并非如中国当代美学长期以为的那样是“美的本质”问题(不论你把“美的本质”理解为美的定义、美的来源还是美的存在),而是“审美的特殊性”问题。美学中心问题不是“the essence of beauty”,而是乔治·卢卡齐所谓“the specificity of the aesthetic”。美学成立的根本前提是有一种叫做“审美”的东西确实存在,而审美的存在又必然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同于其它东西的东西,即审美必须具备自身独有的特性。“审美的特殊性”就是指审美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性质。本来,从“美学”诞生之日起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审美特殊性”的存在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大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学家们可以在很多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这一问题上却几乎毫无异议③,就像在今日中国一样。但是,19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发展却逐渐动摇了美学的基础。“审美”像“艺术”、“文学”等概念一样再也不是不证自明的研究对象,而是成了首先需要强烈置疑的概念。如果“审美”纯属虚构,“审美特殊性”问题当然也就成了子虚乌有的问题,美学当然也就成了虚妄不实的学问,美学的产生和存在便除了意识形态作用之外什么也不是了。事实上,反美学的主张者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反美学”并非唯一的选择。1990年代以来,“新美学”出现了。“新美学”是在反美学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对反美学思潮的一种抵制和超越。它试图重新肯定审美的存在,从而重新肯定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因此,新美学首先是对美学的回归。在我看来,虽然新美学至今都未成为主流,但这绝不意味着新美学不如反美学合理。新美学与反美学之争乃是西方学术惯有的那种“片面的深刻”的又一种形式。它们把两种立场彻底化了,但同时也把两种立场极端化了。它们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信念之争:一方坚信根本不存在审美及审美特殊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则坚信审美及审美特殊性是无可否认的。拿文学来说,如果你像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那样宣称根本不存在“文学”、只存在福柯所谓“话语实践”(即文化),[2](240)那么你也就不难得出根本不存在“审美”、美学只是意识形态幻象的结论;但是,如果你像弗兰克·伦屈夏那样在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反美学狂热之后,突然醒悟到审美是无法消解的,必须重新予以肯定,那么你就不难理解新美学出现的原因了。[3](104)新美学回归到美学的轨道上来,其最重要的标志便是重新肯定审美特殊性的存在。

       之所以说它是新美学,乃是因为它虽然是对美学的回归,但却不是对旧的美学形态的重复,而是一种新形式的回归。新美学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身处浓厚的反美学氛围之中,不得不顾忌反美学对旧美学的批评,必须充分考虑到反美学的合理之处,并通过反美学而认识到旧美学的根本缺陷。新美学必须通过扬弃反美学而扬弃旧美学。新美学肯定审美和审美特殊性的存在都必须在全新的意义上。新美学必须是对美学的进一步探索而非对旧美学的简单回复。有“新美学”便意味着过去的美学已经成了“旧美学”。事实上,已经有人认为,新美学也许是文化研究之后文学乃至艺术领域的又一种新的学术范式。④

       二、从反本质主义到新本质主义:自反美学走向新美学的基本前提

       反美学虽然导源于雷蒙·威廉斯,但反美学最极端的代表或许当数托尼·贝内特。早在1979年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贝内特就专设“马克思主义批评:从美学到政治学”部分(第二部分),明确表达了摒弃美学的坚定立场。在1990年出版的《置身于文学之外》一书中,贝内特又特设“确乎无用的‘知识’:对美学的政治学批判”和“美学与文学教育”两章,对美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从贝内特那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体会到今日文化研究拒斥美学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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