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发展模式系指政党在特定的语境中依据自己的历史、制度及文化特征形成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政党发展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既受到现有特定语境的制约，同时又是在政党发展及政治博弈过程中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发展模式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具有动态性的特征。稳定性标示的是政党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而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行为取向，而动态性特征则标示出政党随着语境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行为选择。特定地区不同政党发展模式的互动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对政党发展模式的分析是政党政治分析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两党的政党类型区隔及动员模式差异 政党的发展模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党政治基本生态与政治系统内主要政党所属的政党类型密切相关。①不过在不同的视角下政党呈现出的类型学特征并不相同。迪韦尔热从政党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出发将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两种类型。②安杰洛·帕诺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强调政党起源(genetic types)的重要性，他把选举看做是现代政党的主要目标，因而将政党的关键性变迁阐述为一种从“群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y)向“职业选举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的转换。③笔者认为，在竞争性语境中政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其生存与扩张的能力，主要涉及动员模式及其有效性、与社会联结方式和政党内部的凝聚力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分别可以归类为“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和“组织—意识动员型”政党两种类型，其中，国民党属于前者，而民进党属于后者。④ 对于国民党的政党类型问题，学者的认知多有不同。布鲁斯-迪克森(Bruce J.Dickson)将国民党称为“列宁式政党”。⑤若林正丈将民主化之前的国民党称为“疑似列宁式的政党”，即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征，同时又区别于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⑥按照若林正丈的说法，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的二元侍从主义体制是其政治统治的基本支撑结构，在这种基本结构下，资源分配与利益交换是国民党政治运作的核心。不过这种运作机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长期存在，党的系统长期控制资源⑦汲取及分配权。同时，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没有有力的竞争者，政治世代长期以来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慢，结构及人员老化情况较为严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属于“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其主要意涵在于：国民党主要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完成对社会的统合与动员，而这种统合与动员主要以资源分配与利益交换的手段完成，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民党已经无法垄断资源分配权，但是该党的基本动员模式并没有太大调整，特别是长期资源分配结构下形成的政治心态更是迟迟无法改变，这是该党目前遭遇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进党是在国民党压制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势力，体制外的抗争曾是该党取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较强的组织性是该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无共识，台湾学者和政治人物对民进党是“内造政党”还是“外造政党”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林浊水认为，民进党的发展过程中“由一切皆由党中央主导、并以体制外群众运动为主轴的外造政党逐步转型，内造色彩加重，甚至随着执政态势的发展而渐渐出现影子内阁的雏形”⑧。显然林浊水关于“外造政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体制外斗争是党的行为主线，二是党中央的强大控制力。以这两个标准来看，民进党显然既不是外造政党也不是内造政党，而是兼具这两个方面的特征。林浊水这里强调的是民进党中央无法对作为公职人员的党员进行直接控制，却无法否认民进党中央对党员个人具有较强约束力的现实，党的意志通过“立法院”党团进行贯彻也没有什么问题。以这方面的特征而言，民进党较为符合外造型政党的特征，组织的约束力较强是其长期以来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重要资本。同时，民进党在发展初期并没有类似国民党那样的资源优势，无法建立起类似国民党的侍从主义体制，这一时期的民进党主要靠以下几种手法进行动员：(1)家族势力，这在党外时期及民进党发展初期表现比较明显，典型者如高雄余家；(2)政治理念，最为典型者为“民主化”理念和“本土化”理念；(3)基层服务，即强化公益性服务和选区服务，并长期在某一地区“深耕”，从感情上取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民进党的发展过程中，党的组织系统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平台，而理念性的动员则是该党的重要特征。在民进党的动员系统中，地方党部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难以发挥国民党地方党部作为利益交换中介的功能，民进党也没有形成如国民党那样绵密的组织系统，在选举动员中，该党利用政治诉求进行动员的力度比国民党大得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民进党称为“组织—政治意识型”政党。因而，在对国民党与民进党进行比较时，党员数量是尤其不具可比性的一个指标，对于民进党这样比较重理念宣传的政党来说，党员数量并不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 政党类型不同意味着其动员模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两个政党对地方派系的不同态度。地方派系本来是在国民党威权时期留下来的政治结构，长期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相当长时期内地方派系是国民党对地方进行统合的重要中介，也是利益交换的重要枢纽。2000年之前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紧密勾连是其保持政治优势的重要原因。不过2000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资源分配权缩减的现实，与派系之间的联系被削弱。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后力图改变与地方派系的联结方式，却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有论者曾经指出，“国民党选举一向跟地方派系紧紧相连，县市长是派系要角、立委是派系代表，利益交换是必然，但马英九不时兴这一套，他就是不信，国民党没有派系活不下去。不过，失去派系的地方奥援，不玩资源利益交换，马英九就算做到清廉诉求，也必须面对某些重要法案过不了关、失去地方执政权的局面”⑨。马英九执政的经历也证明，处理好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对该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评论认为，2008年马英九大获全胜的原因是地方派系大团结。“民进党执政造成亲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失去政治资源，所以大家合作挺马。可是在马政府上台之后，他们的感觉与民进党执政时并没有多大区别，既然如此，何必那么卖力挺马？”⑩作为国民党“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的标志性结构，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事实上成为影响该党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传统的与派系竞合模式在国民党资源萎缩的情况下无以为继，而且由于其利益交换所具有的“黑金政治”特征使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道德低位的困境，然而新的动员模式却因党内阻挠无法建立起来，动员力下降已经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