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研究钩沉与反思

——兼论“意象”内涵及其审美特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义勇,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杭州 310012 田义勇,男,河南商水人,浙江大学博士后,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哲学、文艺学研究。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中国美学界,“意象”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范畴。当代“意象”研究的学术实绩值得肯定,但在语源阐释与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追溯“意象”语源,应当注重“象”的中介关联性,继承早期的“言”“象”“意”三元范式,重新认识并扬弃明清时期的“情景交融”等二元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无论“主客二分”还是“超主客二分”,都不能真正摆脱二元范式的窠臼,亦不契合中国思想实际。在基本理念上,“意象”研究应当奠基于先秦时期即有的“和实生物”“相异者相济”理念。明清时期何景明、王夫之等人并非反对“分”,而是反对“离”,其思想实质是主张“相异者相合”。基于“异在论”立场,所谓“审美意象”就是以一“意”(“游观意识”)摄三“象”(“心象”“物象”“语象”)为基础的上下贯通与三元交融的体验活动及其结果。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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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8

       在中国美学界,“意象”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的核心概念。它从浩如烟海的美学史料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美学的一个学术热点,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当代很多美学家、文论家络绎不绝地对它进行思考与论证,尤其是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这也表明它的学术价值之非同凡响。其他知名学者,如汪裕雄①、夏之放[1]有围绕“意象”展开的学术专著问世;还有后进健将,如蒋寅[2]、朱志荣[3],对“意象”研究也倾注过心力。这里面固然有分歧、有论争,乃至有芜杂与混乱,但若只看到不同观点的此起彼伏,只为了得出否定性的判断,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当代“意象”研究的学术实绩值得肯定:(1)基本理清了中国文论关于“意象”的效果历史,在语源梳理与阐释方面作出了贡献;(2)自觉运用就当时而言较新的思想方法,为“意象”研究、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3)自觉地运用“意象”研究成果,在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及教学实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这最后一方面,它进入大学课堂所产生的理论效应是巨大的,如叶朗以“意象”为核心推出特色鲜明的美学教程②,朱志荣主持自成一体的美学教材③,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4]也吸收了顾祖钊本人的“意象”研究成果。

       然而也须看到,当代“意象”研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文献的解释性、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自洽性、方法的批判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求。出于学术兴趣,笔者亦曾在论著中涉及“意象”研究[5](P180-186),这里想谈一些最近的思考。

       一、“意象”研究在语源阐释上存在的问题

       回顾以往“意象”研究,笔者以为在语源阐释上尚存在着一些弊端。论者往往截取片言只语而忽略了其整体语境与基本立场。比如,研究者以“象”为线索,将“意象”研究追溯到《老子》《易传》,旁及韩非、王弼等人的相关阐述,这里就存在着语料解读与整体把握的问题。

       首先,“象”是一个中介关联性的范畴。它一方面建立于观念层面,一方面既区别于又指涉着现实实物,但它摆脱了对于现实事物的依附,只存在于记忆与想象等精神活动中。比如韩非《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6](P148)这段话尽管学界不断引述,但“象”的根本意义尚有待厘清。实质上,这里讲“象”基于哲学的一个基本区分:不可见、不可感、不可言的领域与可见、可感、可言的领域。这个基本区分总是绕不过去,无非表述不同,比如形上与形下、存在与存在者,等等。怀特海讲:“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具体事实是怎样体现从它自身抽象出来而又分有其自身本性的那些实有?”[7](P34)这仍是纠缠基本区分问题。韩非本段话的上一段讲:“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6](P146)就是把“道”与“万物”“万理”相区分。既有此基本区分,就需通过一种方式把两者沟通、关联起来,这正是“象”的存在意义。

       韩非解释“象”,首先强调人的想象作用与图像指涉功能:(1)“图”(“死象之骨”的轮廓模样)区别于“生象”,但不妨据之“想其生”;(2)“象”只存在于人的想象活动中,所谓“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可见,“图”是人与实物间的中项,“图”经“想”而激活为“象”。“图”“象”把“希见生象”的人与“生象”关联起来,人是凭借“图”“象”间接指向现实的“生象”。韩非以此来解释“道”与“象”的关系,“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即是说,“道”可以通过“象”这个中介来接近。这段解释针对《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8](P35)可见,为了超越“视”“听”“搏”等感官局限,“象”发挥着间接指向“道”的作用,但同时导致理解上的极大不确定性,即“惚恍”。

       结合美学理论,由“象”可得出的基本关系就是三项式的关系:(1)作为不可见之物的观念世界,比如审美冲动、内心体悟,这是“虚”的一端;(2)作为可见之物的感官世界,比如自然与社会,这是“实”的一端;(3)作为中介环节的符号世界,即此处的“象”。一般只关注前两项,其实第三项极其重要,它的关联作用正在于使不可见者可感,使不可言者可传,使不在场者在场。

       在《易传》及其早期阐释中,涉及“象”的重要论述一般是三项并举的。笔者的一篇习作曾指出:“从《周易·系辞》到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再到魏晋时代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总是‘意’‘象’‘辞’(言)或‘情’(意、志气)‘物’‘言’(辞令)相提并论。”[9](P302-318)比如王弼讲:“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0](P609)正是“言”“象”“意”三项鱼贯的表述方式。再如陆机《文赋》,有论者亦指出:“全文紧紧围绕‘物—意—文’三者关系来展开论述……”[11](P135)

       面对文献语料,“意象”研究似乎应把握两个问题:(1)不可见、不可言世界之向可见、可言世界的转化过程,这应是审美创造的基本问题,涉及如何把审美冲动、审美意识等外化、显现的问题;(2)“言”“象”“意”的三项联动结构,这是早期理论的基本范式。这个三元范式是如何被二元范式(比如情与景、主与客)替代的?这一替代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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