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38-09 一 引言 “语境”(context)一词，是英国美学家和诗人、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创立的语义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1923年，瑞恰慈在与奥格登(C.K.Ogden，1889-1957)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中将语言分为“情感语言”和“符号语言”两个部分，他们认为，情感语言的意义有一个心理语境的问题，符号语言的意义则由上下文的结构语境决定。1936年，瑞恰慈在他的《修辞哲学》中将“语境”的概念扩大至由语言所指称的对象的历史环境。之后，专门从事意义的语境理论和韵律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伦敦语言学派的创立者弗思(Firth，1890-1960)发展了瑞恰慈等人的理论，他提出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形式结构来反映外部语言环境的一般理论，把语境分为来自内部的“语言语境”和来自外部的“情景语境”。根据已有的研究，语境既指语言内部特定的言语片段和词语之间的关系，也指进行交际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前者可谓内部语境，后者可谓外部语境，相同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交际的时空关系，研究语言时间关系的是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空间关系的是地域语言学。 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将瑞恰慈的语义学和语境理论运用于他的《美学》专著中，开启了中国运用语境理论进行美学研究的先河①。李安宅说，作科学研究，“必在语言文字上发生自觉。有了自觉——即使不是充分的自觉，沉疴已去大半。所谓自觉，在消极方面，要觉到语言文字的障碍；在积极方面，要分析语言文字的运用。积极的功夫，可以建设意义的逻辑；消极的觉醒，可作这门学问的先驱——是一切清明思路的门限，是任何科学的始基”[1]3。而一个学科的转型必然受到语境的“规范性”制约。例如“美”的概念，先秦时期以“羊大为美”或“羊人为美”来规范；古希腊时期的“美”的概念则既涉及“美学”也涉及“伦理学”。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的概念，指的却是“女子和小孩”。之后，“美”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一切种类的美”[2]140。再如，“崇高”审美范畴，从空间语境看，在中国先秦时期它带有自然崇拜的色彩，而在古希腊时期指的却是三大雄辩风格中最高级的一种风格。从历史语境看，伪朗吉努斯所作的讨论修辞学的《论崇高》论文在17世纪经布瓦洛的诠释则把它“当作讨论美学的论文来研读”[2]196。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前苏联时期，“崇高”的概念与“英雄”的概念相一致，“被理解为鼓舞人们、阶级、社会去进行创造性的、革命的活动的一种壮丽的和人道的理想。崇高表现的最光辉的典范就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3]189。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语境制约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个性质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清末民初美学概念的语境分析考察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某些特征，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二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社会语境 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资本经济结构、多元文化形态和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变的社会语境中产生的，也是中国美学从古代理论形态向现代理论形态发生转换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指出，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候，“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4]534-535。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民族意识都受到特定的“历史语境”的限制，并总是会产生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普遍意识之间的矛盾。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也难逃此“精神的纠缠”，这种矛盾和纠缠在语言上的反映即是语境和语义上的差异，这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美学因其先进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裹挟，作为一种世界的“普遍意识”迅速传播至东方古国。西方话语体系凭借坚船利炮和先进的文化形态以及科学的文明意识一直占据着清末民初美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致使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受到代表西方价值体系的话语形态的制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成为一种“幽灵”，无时不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游荡。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丧失了宝贵的历史发展机遇，奋起直追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同时却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束之高阁，在西方文化东渐大潮中没有采取客观科学的价值取向对待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一刀斩断，致使中国美学转型失去“背景语境”，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因此，中国美学受到西学冲击和旧学衰颓的双重挤压，走上了极为艰难的转型之路。 当此之时，梁启超和王国维独具慧眼，看到了整个学术语境的变迁和否定消解传统文化带来的危害。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首先意识到中国旧有之学的痼疾，主张变法以取西学，但他对全盘西化的观点也不赞同。梁启超认为： 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为上口，声光化电子学，亦为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据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5]《西学书目表后序》，12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