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5)03-0086-06 美国的陈云研究基本属于近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范畴。1978年以前，美国学术界已有少量著作涉及陈云研究，但真正研究陈云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以后。下面仅就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略作梳理。 陈云的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20世纪80年代，大卫·巴克曼就指出，陈云“不和毛泽东当面争论”，但“幕后努力取得毛泽东支持”，“尽量不公开露面”，“谨慎和幕后工作”。[1]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更多细节展现陈云的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如傅高义指出，陈云“以做事谨慎而闻名”，“尤其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远比邓小平细心”。另外，“陈云处事坚决，但极少发火。”[2]何其亮指出，作为政治家，陈云习惯于“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在幕后安心和有效”工作。陈云在政治上“以现实主义和谨慎为特征”。[3] 陈云的历史地位 20世纪80年代，李侃如指出，陈云是“中共党内第五号人物和地位最高的经济专家”。1957年，他针对中共党内“盲目冒进情绪”提出“平衡发展”的建议，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彼此兼顾”，此政策性建议可以说是50年代中国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可惜，此建议被否定。”[4]大卫·巴克曼认为，陈云是“5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内和60年代初中国主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此处有误，应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笔者注)”，后来还担任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此时期中国领导人之一。[5]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探讨陈云的历史地位。埃里卡·唐斯认为：陈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者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二位强有力的官员，仅次于邓小平。他亦为老革命中之顶级经济学家”。[6]白思鼎还专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陈云在摒弃苏联模式、探索中国道路中的地位，他认为在50年代末，陈云就主张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多搞平衡发展”，通过向农民提供较多物质刺激等途径“增加农业剩余”；此外，“重新开放市场”，“生产较多轻工业产品”。假如这些主张在当时“得以贯彻”，那么“中国将会极大地摆脱斯大林模式”。[7]何其亮肯定了陈云思想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更加全球化并且经济上获得成功的中国今日仍然从陈云遗产中获得裨益：他不仅有助于推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而且他采用灵活、实用和求实的态度业已成为中国21世纪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指导性原则。”[3](p.101) 陈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关于陈云的改革思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战略，陈云的改革思想含有改革需要人民支持、要服从于调整、步骤宜放慢以及不能改变方向等内容。张戴维指出，1978年以后，陈云首先认为，“成功的改革”需要民众亦即“全国人民”的支持。其次，陈云提出，政府应“重点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在陈云看来，1979年以后，国家发展需要调整。此外，陈云认为，“改革步骤需要放慢，但并非方向上有任何改变。”[8]近年来，美国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陈云的改革思想，其中尤以傅高义的研究最为全面。傅高义认为，陈云并不反对改革并且支持改革。因为早在1962年陈云就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1977年以后，陈云支持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政府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多自由，不反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支持在工商业领域尽力放松管控，让下层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赞同在价格方面有一些灵活性，使一些在当时仍由计划管控的小商品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使经济具有活力。但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关键性的工业部门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可能显得不动摇。”1985年2月，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1988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局面，陈云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到1992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出口开始增长。总之，“陈云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将通货膨胀降下来，使计划体制得以平稳运行。”[2](pp.436,452,467,683) 关于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们普遍认为，陈云支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在对外开放方面较为慎重。大卫·巴克曼指出：陈云不否认中国应打开国门，但认为应严格控制国际借贷，应仔细评估经济特区的经验；陈云不反对扩大出口，只要各单位不互相攀比，并降低出口费用；陈云多次告诫说，中国的借贷者须考虑自己如何偿还贷款；在向西方开放的态度上，陈云更加慎重。[5](pp.300,319)近年来，美国有学者对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进行更细致地分析。傅高义列举了大量材料说明陈云在对外开放方面持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傅高义指出，1982年年初，陈云曾提醒姚依林等人要汲取“大跃进时期国家将其发展目标定得过高”以致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陈云说，若允许所有省份都设立经济特区，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80年代初，广东省在搞特区建设的同时严厉打击走私和腐败并取得成效，陈云对此指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陈云接受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定。1992年4月下旬，陈云在上海不但“赞成”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搞活上海的种种努力”，“而且告诉他们胆子甚至要大一些”。7月，陈云指出，自己虽从未去过经济特区，但“认为这样的试验是有必要的”，“必须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2](pp.415,413,417,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