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4-0039-06 民族哲学只有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并通过提炼文化传统的精华,才能为其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奠基,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找到自我认同的根基。这一点,对于曾经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毛泽东哲学,同样如此。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完成,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为标志的。还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如同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一概拒绝的排外主义,又反对盲目搬用的崇洋主义,而强调“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1083,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1083一样,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2],而是既反对一概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盲目推崇的历史复古主义,强调“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1083,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统一。因此,必须既批判“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3]707,又“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707。毛泽东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吸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强调,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而非抛弃的科学态度,又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 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有过某些偏激言论和否定结论,一些人据此断言毛泽东全盘反对传统,其哲学谈不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从晚年毛泽东将中国文化传统,划分为“封建主义”与“民主”两类,并视正统儒家为前一类,视墨家、法家、儒学异端为后一类看,表明了他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具体内容、文化价值取向的改变,即由正统的儒家思想转向了非正统的思想。这种改变,虽然与毛泽东在现实政治中的需要相吻合,并不表明他放弃了传统文化,更不表明他是“全盘反传统”的,不过是他试图“以新的立场观点去重释传统,重构传统”[4]而已。因此,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儒家学说之间,因属于两种意识形态而似无共同点,然而,“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5],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观毛泽东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是之学”、伦理化认识论的“知行之辩”、“大同社会”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民本主义的“仁政”观念,都曾对毛泽东哲学产生过影响;毛泽东哲学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吸取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命题、范畴、义理,使其哲学无论在致思趋向①、基本精神②,还是在理论内容③、表达形式④上,都充分体现出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联系,从而鲜明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这里的“民族文化传统”,指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想。而毛泽东哲学的致思趋向、理论内容乃至表达方式,无不体现出上述民族文化传统。 一、毛泽东哲学中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重要动力。它要求面对外辱、强权,在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存亡的关头,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从岳飞、文天祥在金戈铁马危难时刻的视死如归,到苏武、顾炎武在长期压抑中矢志忠于家国故土,再到近代西方列强破开国门之际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每到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头,总有无数中华儿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浴血奋战、舍生忘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辱国恩,不负民愿。这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的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求存图强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至于近代中国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其实质仍然是被西方列强野蛮侵略所激活的传统爱国主义。只是这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结的爱国主义,其“主流是弱小民族追求解放的民族自救”[6]13。 传统爱国主义在毛泽东哲学中,不仅体现为其哲学的价值指向,解答“中国向何处去”、民族怎样独立、人民如何获得解放,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对传统哲学经世致用“求实之学”的新解,对传统伦理化认识论“知行之辩”的改造上。这种“新解”,是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中,运用中国传统术语“实事求是”,去概括和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务实学风,改造为本体论与方法论、自然观与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相统一的哲学理论,在充分体现传统哲学的实践理性特质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强烈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这种“改造”,是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扎根于传统哲学知行观土壤的同时,既批判了程朱理学“重知轻行”唯心论,又扬弃了颜李学派⑤“重行轻知”经验论,将辩证法引入知行关系,在知与行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揭示其辩证关系,得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7],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和根本原则的结论。“新解”和“改造”,既为中国人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的社会、民众、历史、传统,如何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提供了理论引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对传统哲学文化的致思趋向、基本精神、理论方式的传承,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毛泽东哲学在理论内涵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血脉渊源关系。由此,毛泽东哲学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传承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