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5)04-0009-10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一信一批注格外引人注目。一信是指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批注是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批注》。这是他在长沙求学期间(1912年6月至1918年6月)的最后一个时期。在一信一批注中，毛泽东集中探讨了哲学、伦理学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他思想活动的方方面面。因而，一信一批注最能代表他学生时期读书求索的思想成果。 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毛在一信一批注中提出的思想观点，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剖析。本文之重点是通过揭示这些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还原毛之思想全貌及其主要倾向，并将其置于五四之前的时空环境之中，给予历史的评述。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对毛从一信到一批注期间所发生的思想变化，以及引起此一变化的思想矛盾，进行分析评论，并由此对他在五四时期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作出合理的解说。 笔者认为，一信一批注尽管只反映了毛泽东成长过程中一个急遽变动时期的种种思想特点，但它毕竟为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演进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毕竟是他漫长革命生涯的思想出发点。其中之诸多元素，影响并伴随他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因此，深入研究一信一批注对于认识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变及其一生的思想发展，必将有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将一信一批注分开来看，前者主要回答了他何以研究哲学、伦理学的动因，后者则对他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全面展示。 在毛泽东学生时期的文稿中，《致黎锦熙信》共有3封。本文所研究的是其中之第三封信。黎是毛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历史课教师。但黎比毛仅大3岁，二人话语投机，又是湘潭小同乡，其亲密程度犹似兄弟。毛曾对黎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84毛在这封致黎信中，从如何应对时局以改造社会，如何教育民众以共进大同圣境，如何克服盲目性以树立远大志向等三个方面，阐发了探求大本大源的重要性。而要求得大本大源，就要从研究、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入手。黎在收到这封信的当天(8月31日)，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接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2]249 在时局问题上，他抨击当政者既无自察之明，又无治国之策，他们的所谓变法，“俱从枝节入手”而未得本源。那么，他所认为的本源又是什么呢？他明确回答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1]85 在教育民众问题上，他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可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概括之。但他仍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抓住大本大源，去教育民众，便可以从根本上变换世道人心。他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1]85-86 但在教育民众的途径问题上，他的思想又退回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之中。他将人群划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种，认为世上“愚者多而智者少”。因此，君子负有教育民众的社会责任，他们“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他劝导君子放弃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向小人伸出援助之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这个圣域便是“天下皆为圣贤”的大同世界[1]87-89。 基于以上想法，他便呼唤英雄出世，以完成其历史使命。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86毋庸置疑，这个大气量人中，自然也包含毛泽东本人。 在立志问题上，他批评了那种单靠模仿和冲动而轻言立志的年轻人。他说：“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他的结论是：“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生未得，即终生无志。”[1]86-87这就是说，求得宇宙之真理，乃是立志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此信的最大亮点便是关于大本大源的思想。他这一思想的来源，远而言之是宋明理学，近而言之便是理学大师、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再近而言之，便是他的恩师、湖湘文化的重要传承人杨昌济先生。毛后来回忆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3]127。杨是毛在第四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修身课教师。他在30岁以前，主要致力于中学。从1903年至1913年，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后赴德国考察教育。这期间，他专攻哲学、伦理学。他的学术思想博杂，虽说学贯中西，但中学依然是其主体。他最为推崇的人物有朱熹、王夫子、曾国藩等人。1915年4月5日，毛曾向杨谈及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即“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之例以勉之”[1]636。受杨昌济影响，毛在学习国学的时候，便以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为精读本，并以此为纲要，去统领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习。对于曾氏之家书家训，他也作过深入研读。在《致黎锦熙信》中，他对曾国藩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认为，曾氏是一个真懂大本大源的人，就此来说，他远在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之上。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85国内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曾国藩的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毛之大本大源思想的源头便是宋明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