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应该说比早期大大深化了——（一）词类的分别是客观存在的，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二）词类是指概括词的语法分类；（三）词类系统是个层级系统；（四）划分词类或者说词的归类，有一定的相对性，这包括划类标准的确定、类的多少；（五）类与类之间具有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连续统”性质。以上五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汉语词类的特点，至今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大家还需进一步探索，彼此需要更好的交流，不同的观点需要碰撞。 在汉语学界，明确谈到汉语词类特点的学者有高名凯、吕叔湘、朱德熙、沈家煊四位。他们四位对汉语词类的认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汉语不具有如屈折语那样的可以借以划分汉语词类的词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其中，吕叔湘先生只是指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主张按词的句法功能等给词分类，对汉语词类特点没有再说更多的话。高名凯先生主要强调“汉语的词并没有词类的分别”（一般将之简称为“汉语无词类论”），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汉语词类特点的论述方面，谈得比较多的并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德熙先生和沈家煊先生。下面我们仅对高名凯、沈家煊、朱德熙三位的词类特点观进行简要的评介。 高名凯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才华横溢、富于雄辩的语言学家，他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语法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高先生的学术生涯中，留给学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观点——“汉语的词并没有词类的分别”。学界简称为“高名凯先生的汉语无词类论”。高先生的这一汉语词类观是怎么产生的？ 大家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汉语学界开展了一场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这场争论其实首先是由外国学者引发的。早期法国语言学家马伯乐、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学者认为，汉语无语法范畴和词类，因为没有形态。苏联汉学家康拉德认为，说汉语没有形态那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汉语有丰富的形态，因此汉语有语法范畴，有词类。高名凯先生于1953年在《中国语文》10月号上发表《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具体驳斥康拉德的观点，认为康拉德所说之汉语形态并非真正的形态，就一个个词来说，“汉语的词并没有词类的分别”。高先生在那篇文章里论证他观点所用的三段论是： 词类分别根据的是词的形态； 汉语实词没有足以分词类的形态： 所以汉语实词没有词类的分别。 高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汉语学界对汉语词类问题的热烈讨论。高先生对康拉德的文章持否定意见，并不是因为自己是马伯乐的学生，得支持、维护自己老师的观点，而是出于自己的汉语词类观。当时，完全支持高先生的观点的居极少数，多数持反对或保留意见。但高先生在这场讨论中，可以说是舌战群儒，先后撰写发表了七篇文章，充分论述自己的观点，批驳“汉语有形态”“汉语实词能分类”的观点，同时高先生也很注意吸取他人的合理意见。 我先前曾认为，高先生是在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因而高先生得出了“汉语实词没有词类分别”的结论。现在回过头来冷静思考，应该说，高先生的上述观点是符合汉语的语言实际的。高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呼吁：研究汉语语法，就不应仿效西洋的语法；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依照汉语的特点，走上独立的创造的道路。（参见高名凯《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中国语文》1953年10月号）高先生的呼吁是正确的。 高先生也没有认死汉语实词不需要和不能分类，他只是强调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语法范畴和词类分别。要说高先生的整个论述有遗憾之处，我认为那就是三段论中的最后那句结论性的表述，应该明确修改为：“所以汉语实词没有印欧语那样的词类分别。” 属于屈折语的语言，可以依据词的形态来划分词类；汉语属于孤立语，确实不存在可以依据词的形态划分得到的词类。可是，按照“没有分类就没有科学”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要研究汉语语法，不能不对汉语的词分类。那么在研究汉语语法时该怎么给汉语的词分类？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当初高先生如果能向人们进一步说明划分汉语词类的出路，可能就不会引起众多学者对高先生观点的误解。不过我们今天不能这样来要求高先生。高先生没能进一步向人们指明划分汉语词类的出路，那是受当时整个语言学学科水平的限制所致。我们可喜地看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远比上个世纪50年代要深刻得多。 沈家煊先生自2007年以来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陈述他关于汉语词类的观点。①沈先生最核心的观点是：英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彼此是分立关系；而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彼此是层层包含关系——汉语的形容词也是动词，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换句话说，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印欧语和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关系图示如下（引自沈家煊（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