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2-0102-12 一 “世俗化”进程中的道德转型 1895年至1920年初，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①其中，五四时期又是转型时代的高潮。从思想内容的变化上看，转型时代是一个超越价值世界逐步瓦解的“世俗化”时代。②随着社会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德性伦理逐渐解纽。与此同时，获得充分意志自主性的现代个人，也在五四时期强劲崛起，开始自作主宰并且“重估一切价值”。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彼此交织，使得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信，个人的欲望与价值，可以依据世俗的功利满足得以最大实现。 世俗化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现代性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个人的主体性获得极大解放，能够自主决定属于自己的价值和良善的生活方式。借用奥克肖特的说法，五四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类似近代欧洲从“共同体道德”向“个体道德”的大转变。人类社会也从一个“共同体”，发展成为个人的“联合体”，“共同的德性”逐渐分解成“多元的德性”。③“五四”正处于道德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世俗时代。然而，多元分为有序与无序的多元。无休无止、无法找到终点的互不兼容、无从对话的道德冲突，只能证明一个时代的道德精神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20世纪初，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因道德权威丧失而导致多元价值的不可通约，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弃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而德育愈衰。”④那么，在一个日趋功利和个性化的世俗时代里，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发明一种新道德”的动力来自何方?公共道德价值的普遍性，又将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呢? 世俗时代当中公共伦理的重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复杂议题。本文无意在规范与价值评价的层面，全面回应这一因世俗化带来的意义难题，而是试图将这一思考，引入对清末民初中国转型时代思想史脉络之中，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德观念加以研究。如果说，新教改革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通过分离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⑤来应对世俗时代的价值多元化挑战，那么，在五四时期的新道德观当中，德性与伦理之间又形成了怎样一种关系?在五四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通过对近代中国思想史脉络的“重新问题化”和对五四新道德观的自我理解，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世俗化进程中的价值命题，为多元现代性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二 “公德”“私德”与共同体 “公德”观念的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历史地看，这一观念与“群”的关系非常紧密。据研究，“公德”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的笔下。他第一次使用“公德”，是在1902年2月8日刊布的《新民丛报章程》。该文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中国所以不振，由于中国公德缺乏，智慧不开。”⑥而他系统地对公德观念作进一步阐释，则可以详见他在同年3月10日发表的《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写作《新民说》的时候，梁启超正因戊戌政变失败而流亡日本，而当时也正是日本讨论公德议题的高潮时期。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梁启超头脑中固有的儒家思想相互激发，让他在《新民说》之中催生出一整套培养新国民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观念。 《新民说》的核心道德价值，反映在梁启超对“利群”与“合群”的不懈追求之上。受到社会进化论和“优胜劣败”的国际时势的强烈刺激，在梁启超、严复等晚清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中，“群”与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目标建构密切相关。柳诒徵也观察到：“方清季初变法之时，爱国合群之名词，洋溢人口，诚实者未尝不为所动。”⑦在写于《新民说》之前两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梁启超把建立“群德”的意义，放置在一个“天演”公理的框架之上。他强调，“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他相信，“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反之亦然，“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⑧因此，基于“养群德”的深刻思考，两年后，梁启超把“新民”的目标，落实到“利群”、“合群”之上，也在情理之中了。正如张灏所言，此前“他(梁启超)将合群作为道德体系主要功能的反映，现在合群概念同样是他道德思想的核心”。⑨ 在《新民说》中《论公德》的开篇，梁启超就对“公德”作了如下定义：“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之后，他对公德的性质也有进一步的说明：“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公德观念之所以在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中具有一种价值论上的认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因此，公德的基础——“群”，也就成为道德法则的试金石，“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⑩
